生命对生命法益下受胁迫杀人行为的合罪性探讨

生命对生命法益下受胁迫杀人行为不是刑法上的受强制紧急避险,无法益侵害理论、期待可能性理论都不能对生命对生命法益下受胁迫杀人行为进行出罪的合理辩护,而尊重人性并不等于纵容犯罪,生命对生命法益下被胁迫杀人行为是法律上的合罪行为。坚持合罪性,才能保证法官的中立性,避免司法者权力滥用。从实用主义角度讲,共同犯罪中＂胁从犯＂的法律设置不失为一种借鉴,即对生命对生命法益下受胁迫杀人行为进行定罪,但是在量刑上予以宽缓处罚。     

试论低碳经济发展的制度性保障

当前,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方面,应建立发展低碳经济的法制保障机制,形成具有法效的低碳体制。通过法律法规的强制性途径引导和激励经济主体参与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源,促进能源的清洁发展,以法律力量的作用,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诱致性制度创新中,也应更多体现政府的经济激励措施,满足经济主体参与的约束和激励相容的需要,使得企业通过收益费用的简单比较,能够体现低碳经济实施所带来的经济收益的增加。     

论男性性自主权的刑法保护

近年来，我国频繁出现男性性自主权受到侵犯的现象。由于我国刑法尚无保护男性性自主权的相关规定，因此，除非有造成实质的肉体伤害，大部分男性受害者的权利得不到法律救济。针对这种频繁出现的社会现象，我国刑法应尽快完善相关立法，解决此类社会问题，避免由于立法缺陷而使社会秩序处于不稳定状态。     

萨特主体间性理论的美学出路

萨特在其<存在与虚无>中提出了主体间性理论,依此,人与人之间的原始冲突是不可克服的;但其美学论文则讨论了人类文学活动中作家-作品-读者三者之间关系,在文学活动中,这种特殊主体间性关系,作者和读者相互之间体现为超越性的关系,而不是对象化的原始冲突关系,文学阅读(审美)对于人与人共同生存就具有了超越性和现实性的意义.萨特的主体间性理论虽在哲学中陷入矛盾,但在美学中又可别开生面.     

残障儿童易遭性侵的几点原因

所有儿童在性侵犯面前都是弱势群体,残障儿童是这一弱势中的弱势.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年龄、性别、民族、种族、社会阶层及文化背景,所有的残障儿童都有可能被性侵犯.大多数受害者是被他们认识的人所伤害的.造成残障儿童易被伤害的原因有很多,大体可以归纳如下: 儿童的力量很小 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要依赖成人的帮助.正是这些强壮且具有相关知识的人面对不具备相应知识和防御能力的残障儿童,进行欺骗,达到自己的性享乐目的.当没有接受过个人安全及性教育时,儿童就更为弱势了.     

公民代理民事诉讼的法理反思及制度完善

从法理上讲,民事诉讼中的委托代理是民事代理与诉讼程序的结合,其既具有民事代理所要求的合意性,也具有诉讼程序所要求的司法性.公民可否作为诉讼中的委托代理人,考量的核心因素在于司法性对合意性的规制.从普遍性的合意自由代理到限制性的公民代理,实质上是将代理关系从当事人与代理人之间的私法关系上升至国家诉讼程序的司法关系.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公民代理人的规定,纯粹以身份划范围,以专业性等同司法性,与诉讼程序司法性的要求并不契合,应当予以改进.     

日本新自由主义城市政策解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发展相伴,日本制定和实施了具有浓厚新自由主义色彩的城市政策,主要包括通过构建"城市重构联盟"1,调整城市治理机制;放松城市管制,强调效率优先,引导民营企业参与城市建设投资;改革社会福利制度等。本文通过分析认为,日本新自由主义城市政策的核心,就是强调在城市的开发建设中要减少政府干预、放松管制,给资本和市场松绑,更多地为自由市场力量的发挥创造空间。     

慈溪版“梅根法”的制度风险——兼评慈溪市《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实施办法》

社会规范总是同一定的社会秩序相联系,并随之不断变化,面对新的社会风险给社会秩序形成的威胁,必然会有相应的社会规范作出回应,以满足人们对稳定的社会秩序的需求。慈溪市《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实施办法》的出台就是社会规范对严重的未成年人性侵害风险的回应。新的社会规范在应对风险的同时,不能忽略其本身带来的新风险。信息公开制度风险的控制以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风险的理性认识与精算评估为基础,以完善的配套制度和实施机制为必要。就慈溪版"梅根法"的现状来看,无论是犯罪风险评估工具、相关的配套制度还是合理的实施机制均不完备,因此,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制度不宜操之过急。     

论知情权与隐私权的界分——以基本权利的冲突与协调为视角

从几何意义上说,如果某一个宪法权利具有界限,那么这个界限的起点,正是对该权利保障的终点.知情权与隐私权作为法律所确认和维护的两项基本权利,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证角度考察,都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在调和冲突时既不应先验地偏重保护任何一方,也不能机械地划定二者的界限.在比较借鉴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实情况,通过在民法规范中设置一般条款来实现对宪法性权利的转介功能;而裁判者在适用规范时,需要采用实质判断的方法对冲突双方进行利益衡量.     

论争议可仲裁性的发展趋势

随着国际商事活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可仲裁事项范围正呈现出不断扩大化的发展趋势。有关国家在知识产权争议、证券争议、反托拉斯争议．破产争议和消费者争议等几类争议可仲裁性问题的态度转变，都在不同程度上印证并强化着这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