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修改后《律师法》的需要提高职务犯罪侦查水平

一、《律师法》的修订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产生的影响（一）律师会见权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影响1、强化犯罪嫌疑人对抗心理,增加取证难度。《律师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律师可以通过行使权利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同时这也稳固了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强化拒供心理。     

基层法院如何破解“执行难”问题

南于整个社会的法律意识不高、社会诚信制度缺失、财产监管制度不健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法律文书生效后当事人自行履行率低。约一半以上的生效法律文书要靠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执行工作承受的压力因此成倍加大．“执行难”问题客观上依然存在。基层法院如何破解“执行难”问题？笔者认为,当前,司法实践中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依托“法官进综治中心”平台 探索建立执前督促机制——以临安市人民法院为视角

为了破解执行难问题,各地法院都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临安市人民法院同大多数法院一样,将执行工作的重点放在了立案后的案件执行过程中,但这样的模式对于一些有主动履行可能的的案件而言效率太低。另一方面,临安市人民法院"法官进综治中心"工作经过两年多的运行已经比较稳健,司法与镇(街)和辖区群众沟通的桥梁已经搭建。因此,本文结合工作实际,提出依托"法官进综治中心"平台,探索建立执前督促机制的设想。     

刑诉法修改背景下辩护制度的变革与完善

刑事辩护制度作为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权利的重要途径,是《刑事诉讼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备受关注,其改革和完善也是此次刑诉法修改的亮点之一。侦查阶段辩护人地位、律师会见、律师阅卷等老生常谈问题在本次刑诉法修改中孕育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本次修改基本上做到了与《律师法》相关内容的衔接,有利于突破刑事辩护在现实中的瓶颈,彰显我国司法制度的民主和进步。     

我国行政诉讼现状的反思与超越——基于近年来若干司法现象的思考

我国行政诉讼中的立案难、行政诉讼和解与行政审判白皮书等若干现象,映射行政诉讼运行中存在权力博弈与妥协、法律规避与界限、政策考量的基本机制。从我国转型社会法治的特殊性、法院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和司法政策的导入方面阐释,可以对行政诉讼性质的双重性、行政诉讼方式的多样化和行政法治路径的多元化等进行理性展望。     

大学生创业难的影响因素和对策探究——以天津市高校大学生为例

大学生创业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大学生改变生活质量、实现理想抱负的方式之一。但是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大学生创业形势与就业形势一样不容乐观。基于对天津市在校大学生、已毕业大学生群体进行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大学生创业难的影响因素,并从政府、社会、高校、家庭和大学生自身五个方面提出相应解决对策。     

解决民事“执行难”问题与社会信用体系之建立

造成民事"执行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诚信理念的缺失是不容忽视的原因之一。本文通过分析诚信缺失对民事"执行难"的影响,提出建立社会信用体系解决民事"执行难"问题,并加强民事强制执行与社会信用体系的互动。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实现

随着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订,我国刑事诉讼中律师调查取证权以法律的形式得到了确认与保障,但是关于刑事诉讼中律师在调查取证中所面临诸多的实际问题,诸如会见权的实现,申请调查取证的程序限制,讯问时律师不在场等等,甚至《刑法》第三百零六条妨害司法罪中伪证罪、毁灭、伪造证据罪的设立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一定程度侵害了刑事案件中律师的调查取证自由.因此本文认为,为了推进调查取证权形成制度化模式,一系列程序性构建迫在眉睫.     

基层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以杭州市为实证分析

非诉行政执行是具体行为强制执行的主要方式,以杭州市为实证,从该市非诉行政执行在行政强制执行和法院执行案件中所占的比重,分析其所面临的影响行政效率、客观妨碍具体行政行为执行、固有的程序缺陷影响非诉行政执行结果、法院执行难及拒受部分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和行政机关干预法院执行等问题,提出立法由法院委托行政机关代为执行或由行政机关协助法院执行、建立代整治机制等对策与建议,以积极稳妥地解决好此问题。     

关于新律师法对侦查监督工作的影响及采取措施的调查分析

修订后的律师法（以下简称：新律师法）已于2008年6月1日正式实施,与刑事诉讼法相比,在某些方面做了大幅度的修改,赋予了律师更充分的调查取证权、会见权等权利,同时也给检察机关,特别是自侦、公诉、侦监部门的工作开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本人结合自身在开展侦查监督工作中的实际,就新律师法对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工作带来的影响,做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