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律”语义演变标记的中国法制近代化探究——以来华传教士文献、清末日译法律工具书为依据

“法律”语义的演变过程能够标记中国法制近代化进程。从词源上来说,“法律”是中国本土化词语,但是其语义却在外来法律文化的冲击之下,发生了两次重大演变。第一次演变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马礼逊、卫三畏等传教士将西方工业革命后的文明引入中国,将古汉语中的“法律”与西方“law”的语义对应起来,打破古汉语“法律”语义的封闭系统;第二次演变是在19世纪末20纪初清末法律移植的过程中。随着大量日本法律工具书被译介到中国,“法律”语义再一次演变并得到当时社会自上而下的认同,影响极其深远,“法律”语义完成了近代化定型。“法律”作为最为核心的法律术语之一,准确细致地描写其语义近代化演变过程,对于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国法制近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位披露中国红军状况的外国人

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撰写的《西行漫记》占有重要一页,他被认为是第一个向国外披露中国工农红军状况的外国人。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曾有一位外国传教士在红军中生活了18个月并跟随红军长征,比斯诺还要早一年向国外披露中国工农红军状况,他就是本文的主人公——瑞士籍的传教士薄复礼。     

晚清传教士与科举制度变革

到了近代,科举制度在中国盛行1500多年。晚清来华传教士对科举制度和科举教育提出了较为客观的评说,认为科举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近代教育的发展,为此他们提出很多变革的建议和主张并为转变中国传统教育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传教士在科举制度变革中所起到的积极的作用是应当肯定的。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教育

西方来华传教士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开创了具有西方近代教育性质的教会学校教育;其二,教会女学开了中国女子学校教育之先河;其三,传教士教育团体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四,传教士鼓吹新教育并直接参与了中国近代新教育运动。     

法国人萨维纳和他的《海南岛志》

引言 在海南黎族研究史上,西方传教士的工作值得重视。他们注重田野调查,语言与文化并重,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文化博弈:西方宗教视野下的中国近代杂志

从宗教的视野观照可以发现,围绕中国近代杂志形成了一个以西方宗教为主体的新学,与以孔孟之道为根本的旧学进行"文化领导权"(hegemony,葛兰西语)博弈的场域.无论是最早由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杂志,还是后来由知识分子主创的一系列期刊,都与西方的宗教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杂志这种大众传播媒介,在中国近代史上,西方宗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领导权博弈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清末民初美国女传教士与中国妇女解放

清末民初,大批美国女传教士来到中国,参与中国妇女的解放活动。女传教士所鼓吹的中国妇女的解放实际上并不是一种彻底的真正的解放,美国女传教士对中国妇女的传教运动是一股巨大的保守势力,它加强了中国妇女的传统社会地位,而并不是一种女权主义运动,对中国妇女的革命运动起了阻碍作用。     

“科学”话语下的中医现代化之思——以明末清初在华传教士的中西医汇通观为中心

明末清初在华传教士对中医的疗效一直颇为信任，但是他们对中医理论则经历了从积极引介到否认其价值的转变。这一转变背后，一方面是中西文化立场的不同，传教士一直以西方医学为衡量标准来评价中医知识，另一方面则是传统与现代的差异，也即“科学”话语在西方社会的日益彰显。中医的现代化应该避免单一地以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视角认识问题，而应当最终建立一套既符合现代科学、又不完全从属于西方的知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