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境中学生权利救济机制的构建

基于高等学校与学生关系的法律性质以及大学自治与司法审查的关系,高校管理关系包括招生管理、学籍管理、校内公共设施管理和校园秩序和安全管理所形成的关系。在中国语境下的大学自治制度框架内,应当建构以司法权为核心的学生个体权利救济机制。     

关于刑事错案纠正过程中相关程序问题的思考

程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正的前提,用不当程序纠正错案,不但会影响到错案的纠正,而且会再一次损害司法机关的威信和法律的尊严,甚至会出现出新的错案。纠正错案,必须遵循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严格遵守法定程序。     

论司法对民事诉权限制及原因

民事诉权的行使在实践中存在许多困难,其中一个重要的障碍是司法对它的限制。本文概括了这种限制的基本情况,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和后果进行分析,提出要从宪政出发保护法无明文规定的民事诉权,并以诉的利益作为民事诉权受到司法保护的标准。     

人民陪审员制度：通往司法民主的桥梁——解读《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

2005年5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保障公民依法参加审判活动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充分体现了人民参与司法、人民管理国家的特点,对于扩大司法民主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历史沿革新中国建立以来,人民陪审员制度经历了从建立到取消、从恢复重建到改革完善的几个发展阶段。1949年9月,当时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首先将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为一项基本司法制度规定下来,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把…     

马克思主义法学在当代中国的难题

变化和开放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的必要条件.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理论渊源于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其支柱和支点理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关于"马克思主义法学"概念、法的本质属性、法功能的局限性、法学研究方法、法的主体和客体、法学的基本问题和基本范畴、法与科学技术的关系、西方法学思想价值的重新评价、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整理、马克思主义法学在当代中国发展的百年历史的梳理和总结,及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衔接点和转化系统的系统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法学在当代中国发展所面临的十大难题.     

社会治理转型中的公共行政价值的回应与平衡

公共行政范式转换与社会治理范式变迁相生相伴,每一种社会治理范式实际上都在寻求回应与平衡效率、责任、公平等核心价值,只是在社会治理不同的发展阶段对某一种公共行政价值有所侧重而已.从公共行政价值多元交叉并存的视角来研究和把握社会治理的根本价值和目的,倡导效率、责任与公平等核心价值并重、统一、均衡的科学公共行政价值观,不仅有助于科学把握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规律和走向,破解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的悖论,也有助于社会治理持续均衡发展,从而更好地强化公共行政精神,实现公共利益.     

论刑事证据规则的规范目的

刑事证据规则的规范目的对于规则适用中的解释、裁量和漏洞填补来说非常重要,因此在证据规则的适用中应探寻其规范目的.在证据规则的规范目的探寻中,应尊重立法者所确定的规范目的,但在立法者目的不符合现实需求或者明显不合理时,司法者可以进行一定的修正.应深入发掘证据规则的实质目的,对于具有多元规范目的的证据规则,应合理选择其首要目的或优先目的.总体上看,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规范目的可分为五种类型,即维护司法正义、保障公民权利;保障证据的客观真实性;对证明力评价进行规范、指引;保障当事人质证、询问等程序性权利;合理设置证明负担.     

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科学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创造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璀璨的科技成就,但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伦理、经验,轻视科学实验、理论思考,没有超出实用的目标或提高到思辨和原理的阶段,其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导致近代中国科技的落后。在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通过吸取和消化现代科学精神、科学规范、科学方法,不断推陈出新,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继续彰显其积极作用,有力推动中国科技的历史腾飞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地方性法规在司法审判中所处的地位及适用

地方性法规在不同类型司法审判中所处的地位不甚相同.基于法律保留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地方性法规在刑事审判中不具有直接的适用性.它在刑事审判中的作用主要是经由刑法分则中的空白罪状和一些条文中的评价性要素间接进入刑事审判中的.地方性法规在民事、行政审判中所处的地位不应该是绝对的“依据”地位,而应该是类同于规章那样的“参照”地位,法院在民事、行政审判中对地方性法规的适用应当建立在违宪、违法审查的前提之下.地方性法规在司法审判中所处的“参照”地位决定了法院在司法审判中有选择地适用地方性法规的权力.法官在司法审判中适用地方性法规时要处理和解决好适用方式问题.     

上位法规定不明确之规范性文件的效力判断 ——基于66 个典型判例的研究

现代行政治理体系中存在着大量上位法规定不明确的规范性文件，法院在缺乏明确立法指引的情况下如何判断这些文件的效力是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问题。根据对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以来发布的66个典型判例的分析，法院对于规范性文件的判决存在3种效力肯定情形和2种效力否定情形，并可被归入较浅审查模式和较深审查模式两个大类之中。法院采用不同程度的效力判断方式体现了保护相对人权益、尊重行政专业性、维护行政效能等不同目的，并具有中国语境下的独特意义。但是目前实践中的做法仍然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未来应建立司法区分程度审查规范性文件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