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建设的法治之路

和谐社会的文化建设过程,必然是法治之路,需要法的理性之治。法的理性之治,是民主政治国家的最高追求。文化建设的理性与法治的理性具有同一性。在现时期,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推进“法治浙江”建设,必须树立法治理性的观念,运用富于理性又切合国情省情的法治手段,推动文化建设切实走上法治之路。     

企业文化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企业文化建设面临着急功近利、形式主义严重、内在动力缺乏等困境,现状不容乐观。有效地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就必须以创新为企业文化建设的指向,形成崇尚创新的价值观。为此,要着力搞好观念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文化创新,并根据企业的外部客观环境和内部现实条件,形成企业的共性文化和个性文化。     

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之立法与司法解释评析

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是长期困扰刑法理论界和司法部门的一个难题。国家立法机关和最高司法机关虽对其作过多次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但却仍然存在内涵不清、外延不明,难予认定的问题。为此,本文对历次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中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解释之得失进行了回顾、比较与评析,旨在为准确理解和把握本概念提供有益的思路。     

知识产权制度的进路与出路:知识产权文化——以构建和谐社会为视角

知识产权文化是知识产权制度的积淀和升华,对知识产权制度运行中各种主体的利益冲突具有潜在的协调和平衡作用。知识产权文化与和谐社会具有共同的经济理性,而且其协调和平衡的社会功能与和谐社会追求的终极目标不谋而合,因而知识产权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论刑法适用中道德评价因素的考量

道德评价能否在刑法适用中予以考虑,是刑事司法中的难题。一方面,道德评价在刑事司法中的体现是普遍存在的实然现象;而另一方面,法治原则一般又要求道德评价不应介入司法领域,否则,依法司法的理念将受到冲击。从理论上来看,道德评价可以在刑法适用解释中予以考虑,与其让道德评价潜在地、非理性地影响刑法的解释与适用,不如理性地承认和接受道德评价因素,并对其规范、限制和合理运用。道德评价因素在刑法解释和适用中的考量既是法理的要求,也是刑法原则所许可的,那种绝对排斥道德评价的观点,看似符合法治原则,但实际上并不能成立。从社会学的视角判断,刑法适用中考量道德评价因素是社会和谐的需求,也是社会学解释方法的题中应有之义。当然,对道德评价的考量与运用,应当在法律方法论的范围内,并在对其认真甄别、选择的基础上进行。     

中德监狱受刑人法律地位演变及比较

德国和中国的监狱受刑人法律地位各有不同的演变。中德法律都通过立法形式对受刑人享有的权利作了明确规定 ,并注意集中的专门规定与各章节具体条款内容的规定相结合 ,而对专门条款都采用重点列举兼概括规定的形式。     

网络文化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 ,网络文化对人们的影响也日益深刻。针对网络文化的特点及其两面性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提高自身的素质和水平 ,及时构建网上思想政治教育阵地 ,重视网络文化的建设 ,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网上管理 ,以适应网络时代发展的需要     

美在家庭

家庭是妇联组织的传统工作领域,家庭美德建设是妇联的一项主要工作,特别是《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颁布后,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倡导社会主义时代新风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支持。本期刊登的“洒向人间都是爱”,重点展示“八大”以来,各地妇联以家庭为阵地,以精品活动为载体,适应形势发展,把握时代脉搏,从党政所急、社会关注和群众需要解决的问题出发,开展丰富多彩的家庭道德教育和家庭道德实践活动的情况及成效,实践证明,家庭美德建设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肯定和广大群众的欢迎。     

品牌效应与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的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许多方面的因素，如市场控制因素、金融支持因素、文化产业人才因素等，但文化品牌因素在其中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品牌效应是市场经济一般规律中非常重要的基本要素，在文化产业中品牌效应更体现出举足轻重的地位。从现代商品的角度讲，品牌所带来的附加值已经远远超出了商品本身所具有的价形成一种心理取向，随即会变成一种特有的文化符号，形成特定的文化品牌。这种文化品牌的意义在于消费者会自觉地把品牌与产品联系在一起，产生特有的消费行为，就好像人们提到迪斯尼就会想到动画片，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