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组织、领导传销罪的适用障碍及解决方案

《刑法修正案(七)》规定了组织、领导传销罪,这标志着刑法对传销行为的调整已经进入了实质性阶段。但是,该罪名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一些适用障碍,包括罪状描述过细导致适用受阻、量刑过轻导致适用范围缩小、犯罪主体规定过窄可能导致法律适用两难。建议以传销诈骗罪替代组织、领导传销罪,传销诈骗罪最高刑与诈骗罪保持一致。     

关于传销犯罪的几点思考——兼议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四条

文章以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四条为题点，认为传销犯罪的犯罪主体既可以是单位亦可为自然人，因而，草案第四条关于传销犯罪的主体的规定并不周延。传销犯罪可以和诈骗罪形成犯罪竞合，此时应当通过考察构成要件、案件事实情况以及构成要件与案件事实情况的符合性再做定论。传销犯罪不可能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形成竞合。传销犯罪一般还裹挟有其他犯罪如非法拘禁、绑架等罪，此时宜数罪并罚。对于引诱他人加入传销组织，或者从事传销活动的人，即便自身并未参与传销活动，仍宜以传销犯罪论处。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研究

本文指出探明传销的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传销的不同类型；分析其构成要件可以厘清传销的本质；《刑法修正案（七）》第4条把“团队计酬”式传销排除在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之外，仍应按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传销犯罪的法律适用——兼论组织、领导传销罪与非法经营罪、诈骗罪的界限

《刑法修正案（七）》设置了组织、领导传销罪，但关于传铕定性的《批复》仍未失效；为履行入世承诺，避免国际贸易摩擦，对传销不能一概视为犯罪。“传销”含义随国家政策不断变化，需准确界定其范围才能正确适用法律。传销犯罪不能认定为诈骗，其法律适用应为“双轨制”模式：“团队计酬”仍属非法经营罪，而“拉人头”、“收取入门费”则应定为组织、领导传销罪。“双轨制”从立法理由看，具有应然性；从刑法解释看，具有实然性。     

肖平超，誓为儿子洗“罪名”——西安刺杀传销者案的幕后故事

为从传销魔窟脱身。19岁男孩刺死“讲师”。他的命运。与杀死“买服务者”的邓玉娇．刺死强拆者的张健有了相似之处。为了拯救儿子。货车司机肖平超尽了一个父亲的最大所能。     

刑法修正案（七）“组织、领导传销罪”的解读

非法传销活动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活动尚未完全纳入法律调控时期出现的一种经济失范现象，并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愈演愈烈，已经严重影响到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为此刑法修正案（七）增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这一新的罪名。然而，正是因为两级最高司法机关曾经的司法文件对该种行为有截然相左的意见，所以在刑法修正案（七）明确了该种行为的罪名。那么如何正确适用法律的规定，不仅仅是司法问题，更有必要在理论上对其进行必要的解读。     

对《刑法修正案(七)》第四条的理解与适用

本文认为《刑法修正案(七)》第四条的罪名可界定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但其设立的科学性值得商榷,因为传销活动不宜作为刑法规制的对象,本罪分类归属也不当。文中指出应根据罪状分析其构成特征包括对象特点、行为特征、主体特征、罪数特征及相应的量刑规定,其中存在的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明确。     

传销行为罪名研究

国务院于1998年4月18日发布《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情节严重的传销行为作为一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活动在司法实践中被纳入非法经营罪的范围受到刑法的规制。最高法2001年4月10日发布的《关于情节严重的传销或者变相传销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肯定了这一做法。本文认为应当对传销组织中不同层级的人员根据其行为特征适用不同的罪名,而不应单一的适用非法经营罪。     

“百顺丹”传销帝国的覆灭

一伙不明身份的人踹开房间门，潮水般涌进来，凶神恶煞般地围住了杨明和程国用。杨明毫无惧色，大声说：“我们是内蒙古的警察，我们在执行公务，请你们退出房间。”     

中国直销真的春来雪融吗？

传销禁而不止上世纪九十年代,传销风暴席卷中国的大江南北,许多人怀抱快速致富的梦想,踏上传销路,把传销当作人生事业去奋斗。甚至一些教授、专家和领导干部,为了传销纷纷辞去工作,离开自己的岗位。至于说工人、农民参加传销更是不少。传销是什么东西,为何有如此魔力? “传销”顾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