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闻证据规则的功能性分析

要避免制度研究陷入边陲化陷阱，就需要对其作相应的功能性分析。传闻证据规则具有保证证据可信性与被告人质证权的功能，同时还具有维持对抗制诉讼的隐性功能。另外还具有牺牲诉讼效率和放纵罪犯的潜在负功能。在基本层面上，传闻证据规则是基于对抗制诉讼模式与陪审团制度的需求而产生的；在根本层面上，是基于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社会控制系统的需求而产生的。发挥传闻证据规则的功能，需要庭前证据开示制度与发达的法律援助制度等保障性条件。从总体上看，我国具有建立传闻证据规则的需求性．但缺乏传闻证据规则功能发挥的保障性条件。而且，在目前制度条件下建立传闻证据规则，可能导致调查取证更加困难。     

域外刑事证据能力契约制度之比较研究

刑事证据能力契约是控辩双方以合意的形式赋予证人庭前证言笔录以及某些非法取得的证据以证据能力的制度。作为传闻规则例外的合意笔录、合意书证以及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例外的＂污点消除＂是刑事证据能力契约的主要制度形态。某些国家或地区通过立法对刑事证据能力契约的成立和生效的实质要件、程序要件以及无效与撤回的条件及其后果等方面进行规制。刑事证据能力契约的法律性质、法律效果以及理论基础等问题,在理论上存在较大争议。     

审判中心主义及其对刑事程序的影响

审判中心主义是法治国家公认的一条基本刑事司法原则,它是民主社会公正彻底地解决政府与个人之间利益冲突的客观需要,对于两大法系的侦查、起诉、法庭审理和上诉程序以及刑事证据法则都有重要的影响。我国诉讼法理论通说承认这一原则,但在现实司法中审判尚未成为刑事诉讼的中心,应当采取有力措施逐步由侦查中心主义向审判中心主义转变。     

对传闻证据规则的反思——基于对规则本身与引进论者的考察

传闻证据规则的产生背景、生存环境、理论基础和发展进程都与英美国家司法环境有着特定的联系,我国不完全具备这样的条件。引进论者在论证论据与对国情的认知、未来诉讼制度的预想方面都存在较大的错位。在笔者看来,修改完善相关性规则不但能起到引进传闻证据规则预想的作用,同时还能避免传闻证据规则本身存在的缺陷与引进该规则后没有土壤适合其生存的局面出现。     

论传闻证据规则的理论基础——基于法学和经济学的向度

发端于英美法系的传闻证据规则为解决我国证人出庭难问题提供了思路,应当予以借鉴。深刻剖析传闻证据规则所蕴涵的理论基础可以发现,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益最大化分别是其赖以存在的法理基础和经济学基础。     

论共同被告证据法上之地位

刑事被告分为形式的共同被告与实质共同被告两种,两种被告之自白须在符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传闻证据规则以及给予相对方对质询问权的前提下方得使用。共同被告自白之证明力应接受补强规则之检验,如发生角色替换而使实质共同被告成为“污点证人”,其证言之证明力不得作为认定其他被告有罪的唯一依据。在简易程序中,如果其他被告已经作有罪陈述,则该污点证人证词之证明力可以补强有罪陈述而定案。     

加拿大传闻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在加拿大证据法中,传闻证据被排除并非绝对,在符合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下也具备证据能力并应该予以采纳.加拿大证据法规定了许多传闻证据被排除的例外情形,且随着判例的发展又使传闻证据被排除的例外情形愈来愈庞杂.作为对大量传闻证据例外的应对措施,加拿大最高法院通过判例确立了一种“原则性方法”作为衡量是否系传闻的一种新标准.我国立法上虽然有类似传闻证据规定,但由于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导致司法实践中不同法官在对待相同传闻证据是否排除问题上存在不一致.在我国目前深化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加拿大在对待传闻证据例外所采取的原则性方法对我国民事诉讼确立和处理传闻证据的例外情形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浅议近亲属的 “免证特权”

新刑诉法规定强制证人出庭,但对被告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做出例外规定,一定程度上确立了近亲属的“免证特权”,但该规定的不完善以及传闻证据规则的缺位,纵容了司法机关采纳未出庭证人的书面证言,不仅与“免证特权”的初衷相违,更是剥夺被告人的对质权。只有真正完善近亲属的“免证特权”,并确立传闻证据法则,才能从体系上实现发现案件真实、保护特定关系以及保障被告人对质权的平衡。     

论传闻证据规则在刑事诉讼中的确立

确立传闻证据规则能够推动刑事审判方式改革,强化法官与当事人的面对面,推动诉讼程序正当性和诉讼结果公正性。本文针对现行刑事诉讼相关立法对传闻证据规则尚无明确规定的现状,对《刑诉法》相关条文的完善提出建议。     

论我国刑事诉讼证人出庭制度的重构

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率极低是当前我国庭审制度改革面临的一个难题.其负面影响显而易见.这种状况的出现,与我国相关立法不完善、司法机关对证人出庭作证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重构我国刑事诉讼证人出庭制度,必须完善刑事证据立法,重点在四个方面下功夫:一是确立传闻证据排除规则;二是明确证人出庭的权利与义务;三是规定出庭证人证言与书面证言之间的证明效力的差异;四是完善相应的程序性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