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官与行政官员职业伦理之别

法官是依法独立行使国家审判的人员,法官在司法活动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充当什么样的角色直接关乎到司法公正能否实现,长期以来法官职能的泛化,导致法官严重行政化,法官在适用法律时也常常受行政权力的影响,审判工作的特殊性一直不受重视,审判的独立、法官的中立难以实现,由于业界的混淆决定着法官职业的伦理也从不受重视,通过对法官与行政官员职业伦理之比较,凸现法官忠于法律、独立审判之特殊特性,并明确行政官员的泛政治化与大众化的特点,建构适合法律职业伦理之维,以树中国法治精神之理念。     

论包拯的司法伦理形象及其启示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司法官员之一,包拯曾经树立了一个伟大的司法伦理形象;对包拯的司法形象进行分析研究,可以给我们今天的司法伦理建设以有益的启示.     

社会主义公正观为化解社会价值性矛盾提供了新视角

社会转型时期,如何化解由社会成员的不公正感等价值原因导致的社会矛盾?中共中央从价值层面和政策制度层面为解决我国社会价值矛盾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视角: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仅科学阐释了社会主义公平正义观的内涵,而且提出要将科学的社会公正价值理念贯穿到党和国家政策和制度的制定、执行、监督等每一个环节,并营造出公平的社会环境,以提高社会成员的公正感,进而消除产生社会矛盾的价值根源。     

试论德治-法治互动的现实路径

现代文明社会的治理模式,应该是德治与法治的高度协调、高度融洽的互动。在坚持法治的总体框架下坚持德治-法治互动,既是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又是社会现实的诉求。当今中国,必须通过道德法律化、加强制度伦理建设、抓好公民道德教育和培育公民法律信仰,才能实现德治-法治的良性互动。     

孔子“仁政”管理思想及其价值

孔子儒学的核心是其“仁政”管理思想,它包括“为政以德”、“选贤任能”等六个方面的管理原则。它对中国封建社会管理的影响表现在内在机制和外在需要两大方面。它不仅深深地影响和促进了中国伦理管理和道德文化的发展,而且对现代管理也具有积极意义。     

在人性观视野下对刑法谦抑性的诠释

人性化的变革使得对刑法功能的认识由最初的工具说进化为如今的犯罪预防理论。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刑法都在向轻缓化方向发展,而且我国也已签署一系列的国际人权公约,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理应及时修改刑法中与国际通行做法相悖的规定,走向人性化的变革,重视犯罪预防工作,以充分体现刑法的谦抑精神。     

刑事和解的刑事政策价值

刑事和解的刑事政策价值,即刑事和解对实现刑事政策目标的意义和作用。刑事和解的刑事政策价值有:(1)恢复正义。刑事和解既关注国家法律的权威、社会公众的法感情,也关注被害人的利益,尽量恢复被打破的平衡,追求刑罚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2)化解矛盾。报应性司法"以恶制恶"的实现途径可能会加深当事人双方矛盾,而刑事和解以面对面的商谈提供了化解矛盾的可能。(3)提高司法效率。刑事和解由于能切实提高轻微犯罪案件的处理效率,有利于犯罪人顺利实现再社会化,有效节省司法成本并促进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实现司法效益。     

对现代生物技术的哲学反思

现代生物技术以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为发端,经过近50年的蓬勃发展,已使人类的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既带来了进步,也带来了负面影响,还潜藏着新的危险。全面把握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状况,辩证地审视其可能产生的后果,深入探索如何使现代生物学更好地造福于人类,非常重要。     

政治伦理视域中的社会主义廉洁文化建设

社会主义廉洁文化是一种政治伦理文化。政治伦理价值是它的核心价值,它要求执政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求公共行政清廉,要求立法司法公正、廉洁。建设社会主义廉洁文化必须从传统思维意识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实现从对官员道德精神教育向建设公共权力的政治伦理转变,从宣教官员向培训群众转变。要把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确立为社会主义廉洁文化的最高价值目标,充分发挥它的政治伦理的教育导向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