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强制性规范适用逻辑的个案反思

公司法具有较强的组织法、程序法属性，使得程序正义在公司治理中容易被绝对化、强制化，并置实体正义于不顾。也即在公司治理纠纷中，法院在依据《公司法》规定认定相关行为效力时容易陷入形式主义误区。这种形式化、程序化思维的滥用不利于各方主体的利益平衡：一则规范性质、目的不清导致权利与义务的偏位、手段和目的的偏位；二则行为本身的独特性、差异性被规范的抽象性、统一性所取代；三则程序正义过于绝对化使得大量股东自治等行为仅因程序瑕疵就被认定为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总之，公司法强制性规范适用机理的混乱严重破坏公司治理、股东自治等，亟待纠正。     

行政协议判断标准之重构 ——以“行政法上权利义务”为核心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对行政协议作出了界定与列举，却仍未对行政协议的判断提出明确的标准。通过对目前已有的理论、规范与案例进行整理，可观察到诸如承包、租赁合同、补偿协议、政府采购合同、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国有自然资源使用权出让合同、和解协议等在不同类型的行政协议中，行政权的表现形式不同，导致行政权的“浓度”亦有所不同。通过对各类行政协议中行政权成分对“追根溯源”，可发现其均指向“行政法上权利义务”这一迥异于已有理论通说的判断标准。在界定是否为行政协议时，需通过三个层次进行判断：（1）协议中权利义务所包含的具体内容；（2）协议中权利义务的来源；（3）行政机关所享有的权利中是否有部分可能质变为行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