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院裁判与民意冲突解决的新视角——现代社会冲突理论的启示

当前我国法院裁判与民意冲突呈现出多发性、易扩散性、后果多重性等特点。兴起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现代社会冲突理论对解决我国法院裁判与民意冲突的启发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全面认知法院裁判与民意冲突产生的原因;二是正确看待法院裁判与民意的冲突;三是选择适当的方式解决法院裁判与民意的冲突;四是构建多元化的法院裁判与民意冲突解决机制。     

紧急避险:解决权利冲突的制度设计及刑民案例

权利冲突是法治领域中的一个世界性问题,如何解决权利冲突也就成为世界各国所要竭力面对的问题。紧急避险制度就是解决权利冲突问题的一个极为典型的制度安排。这一制度既以立法的形式规定在法律体系中,也是在司法过程中判定和解决权利冲突问题的有效制度。在世界多数国家,法律中都规定有紧急避险制度。有的规定在刑法中,有的规定在民法中,有的是刑法、民法兼而有之。对紧急避险的制度规定和法理依据进行探讨,并以中国司法实践中的几个刑民案例作为实证,来探讨紧急避险这一制度在解决权利冲突案件时所发挥的作用。     

权利冲突的司法化解

法定权利之间的冲突并非一个伪命题,其在司法实践中颇为常见。受到立法者的有限理性、社会的变动性以及法律语言的模糊性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某些情形下权利的边界未被立法者清晰界定,并由此引发法定权利之间的冲突。权利冲突的实质是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权利冲突的存在导致了法律适用的难题,法官需要借助个案中的法益衡量来确定权利边界并进而化解权利冲突。法官在进行法益衡量时,可以参考权利位阶来作出判断,然而权利位阶秩序缺乏整体确定性,仅有有限的参考价值,因此法益衡量还需诉诸比例原则。比例原则包括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狭义的比例原则三项子原则。比例原则能够指引法官对权利作客观和理性的衡量,最大限度地缩小法官的裁量余地。鉴于个案中的法益衡量具有决策性质,法官必须在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克制主义之间维持恰当的平衡,在解决权利冲突时不能逾越司法的限度。     

司法改革要谨防撕布效应”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的框架意见》（以下简称框架意见）,决定在东、中、西部选择上海、广东、吉林、湖北、海南、青海六个省市先行试点,为全面推进司法改革积累经验,司法改革告别仅有蓝图而无路线图的局面。框架意见释放的信息表明,司法改革牵涉面甚广,牵扯利益甚众,政策导向与法律导向相互交织,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不可率尔操觚,必须经过审慎试错。     

论民间法及其与国家法的关系

民间法是与国家制定法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它源于民间,具有很强的抽象性。民间法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秩序,其具有显著地特点:地域性、民族性、自发性、和非正式性。国家法作为普遍的知识具有国家性、普遍性、强制性的特点,追求的是一般性的对待问题,而民间法具有地域性和非正式性回应的是地方性的特殊要求,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统一性,因此二者必然会产生冲突,导致三种结果:民间法的胜利、国家法的胜利、民间法和国家法的相互妥协。通过对民间法及其与国家法关系的研究,使二者相互融合,实现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良性互动。     

表达权的社会和谐价值考量

表达权作为依法保障的公民权利,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表达权作为缓和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手段,为社会和谐提供必要资源,作为实施民主科学决策的要件,为社会和谐提供重要机制。     

论政治合法性与法律合法性的关系及其调适

现今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政治改革实践与现行法律规定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由此也引发了学术上不同观点之间的分歧和争论。政治合法性与法律合法性之间是既相统一又相冲突的关系,因而应当确立一种"动态统一"观来认识和对待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对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进行及时有效的调适。     

社会冲突与控制初探

冲突是直接影响国家稳定和发展的一种关系状态 ;冲突的根源和根本原因构成冲突产生的客观可能性 ,而作为准备和发动冲突的主体则在客观原因成熟后 ,才最终产生冲突 ;国家必须采取措施 ,把冲突控制在秩序范围内     

人际冲突及其解决方法

人际冲突客观存在且具有普遍性.人际冲突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现实生活中它可分为五个主要类型.本文提出了解决人际冲突的几种常见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