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标权之间的权利冲突及其解决

权利冲突在商标法领域也是屡见不鲜的令人难以解决的问题.注册商标之间的权利冲突、未注册商标之间的权利冲突以及注册商标与未注册商标之间的权利冲突构成了商标权之间的权利冲突.为了衡平商标权所有人、商标使用人、消费者以及社会公共的利益,实务界和理论界针对不同的案件情况,提出了保护在先权利原则和商标共存理论两种解决商标权之间权利冲突的解决机制.本文以商标权之间的权利冲突为切入点,研究实务界和理论界对此问题的解决思路和具体方式,以促进商标权之间权利冲突现象的系统化研究.     

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思考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反映了近年来中美关系发展的新趋势。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极端重要性，也具有现实可能性。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要应对双方战略互疑，建立危机管控机制，拓展双方共同利益。     

群际冲突视角下的官民博弈

群际冲突指人们把自己看作不同社会群体的成员而非单独个体而发生的内隐或外显的对抗行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官民博弈也被渐渐置于群际冲突的背景之下,良性的官民生态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时局变化一定层面上又为新的官民博弈关系的确立奠定基础。文章拟从群际行为的角度讨论官民冲突,以心理学视角分析相应的策略,为达到合作性的博弈结果提供理论基础,以期推进协同共治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形成,实现社会治理的创新。     

陕甘宁边区离婚诉讼中“考虑期间”的创制、实践及其价值

为解决医学进步给离婚诉讼带来的难题，陕甘宁边区1945年开始在离婚诉讼中采用“考虑期间”裁定，进而在多种典型的离婚纠纷案中适用，并逐渐将其制度化，收到了稳定婚姻家庭、缓和婚姻冲突的良好效果。“考虑期间”制度源于中国近代以来民事诉讼法离婚诉讼中的“诉讼中止”制度，同时又是对诉讼中止制度的变革和发展，是陕甘宁边区在婚姻法领域的重要创造。     

论邻避冲突管理中公众诉求表达机制的完善对策

近年来,我国因建设邻避设施引起的邻避冲突频频发生,对社会的稳定和谐产生较大影响。邻避冲突实质上是公众为了自身的健康、安全、经济利益而进行的诉求和维权抗争行为,因此在邻避冲突的应对方面,应大力加强诉求表达机制的建设和完善,包括加强公民理性的培育、畅通公众诉求表达渠道、提高政府科学回应民意能力以及提升良性诉求保障能力。     

世态万象见人心

纷繁的世态万象,隐喻着文明的高度、道德的密码,一个"真实的中国",正是存在于这样的生活细节和社会切面之中。2014年,从黄金周各大景区垃圾成山,到中国游客大闹亚航;从广西玉林"狗肉节"上演"攻防战",到内地儿童在香港街头小便引发口水仗,无不折射了文明的匮乏和冲突。也是在这一年,紧锣密鼓制订中的国家级公共场所控烟条例,迈出了重建文明的重要一步。这一年,从多地中学私自篡改学生高考志愿,到湖南中学军训爆发暴力冲突;从山东蓝翔技校组织学生跨省斗殴,     

阿根廷的社会安全治理

1983年阿根廷恢复民主体制之后,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成为影响社会安全的最主要因素,其中包括经济发展的不稳定、贫困加剧、贫富差距扩大和中产阶级的减少、失业、缺乏社会保障等。现阶段阿根廷面临的安全问题主要是社会治安的恶化和各种形式、不同原因导致的社会冲突。当前,阿根廷的社会治安恶化已不是一个仅仅关乎个人安危和个体安全的问题,它已经对整个社会环境和秩序以及国家形象产生了破坏,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恐慌。在各种社会冲突中,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过程中的物质利益冲突,不仅有可能造成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而且常给人以不安定、动荡,公共秩序混乱的主观感觉对社会安全威胁最大。虽然阿根廷政府在维护社会安全方面进行了种种努力,但社会安全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其主观原因在于政府对安全问题的认识还没有完全脱离传统的"控制"或"管制"模式,而且对社会冲突造成的安全问题重视不够。从客观来讲,缺乏以合作性为基础的多元参与、民主体制和政府的公信力下降、政府危机处理能力和冲突控制能力不足等因素制约了安全治理体系的形成和安全能力的建设。     

春运 风雨兼程21年

<正>2月4日,2015年的春运开始了。在外奔忙了一年的人们像候鸟一样在中国大地上迁徙。春运,一路走来,风雨兼程21年。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各地农村的剩余劳力纷纷流向沿海开放城市,形成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上的一个特殊记号——"民工潮"。中国人有走得再远,到了春节必须回家团年的习俗,于是每年农历正月前后,浩浩荡荡的民工大军南下北上,东奔西     

从户籍改革谈我国自然人住所制度的完善——以“住所”与“经常居住地”在概念及认定上的区别为视角

"住所"及"经常居住地"是我国民法上住所制度的重要内容,然而其概念及认定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多有弊病。首先,《民法通则》仅以公民的户籍所在地为住所地,变更住所必须以户籍登记为生效要件,导致实践中长期离开户籍地而未作登记的公民以及外国公民难以获得法律上的"住所";其次,"经常居住地"的认定以往多与暂住证的取得密切相关,随着居住证的推行,"经常居住地"的认定方法需要调整。解决上述问题,须从正确界定"住所"与"经常居住地"的概念及构成要件入手,然后结合户籍制度改革及居住证制度的推行,探索其在认定主观及客观构成要件上发挥的作用,从而完善我国自然人住所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