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塑令”执行因何遭遇阻滞？——基于修正后“模糊—冲突”框架的分析

"限塑令"历经长达十多年的执行期,政策效力减退趋势明显。以修正后的"模糊—冲突"框架为基础,构建政策属性分析维度,以中央政府以及省、市、县等三级地方政府颁布的相关政策为样本进行内容分析。研究发现:当政策经由中央政府传递至省、市级政府时,政策模糊性上升、冲突性下降,执行模式趋向试验性执行;当政策传递至县级政府时,政策模糊性下降、冲突性上升,执行模式趋向政治执行。政策模糊性变化所造成的信息交流阻滞、公众参与不足、基层简化治理,政策冲突性变化所带来的以政府管制为主的政策手段、倒错的激励结构以及下沉的执行压力,均体现了以压力型体制为制度基础的集权式执行方式,"限塑令"执行阻滞机理深刻嵌入在环境威权主义治理的政治逻辑与内在张力之中,帮助"限塑令"走出阻滞泥潭需要矫正各级政府的认知与行为。     

政治学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起源路径的阐释

如今制度问题已经成为关涉人类发展的重要问题,因此制度的生成与变迁作为制度研究的前提性问题得到了政治学新制度主义的充分关注。在政治学新制度主义内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功能主义的视角、社会学制度主义从文化的视角、历史制度主义从冲突的视角分别给予不同的解释框架和逻辑论证。虽然各流派都尽力抽象出一个普适性的解释,但在制度建构中就都显现出有限的解释力,我们应超出学科限制在更为深刻的层面去理解制度的原始起源。     

网络空间国际冲突与战略稳定性

网络安全研究已逐渐从理论建构走向实证研究,许多早期建立的理论假设开始受到质疑和挑战。以往研究认为,网络技术的发展会严重损害国际体系的战略稳定性,带来国际冲突的升级,乃至颠覆原有的政治权力结构。以此为背景,本文从回应策略、冲突升级、能力分配等角度对国家间网络冲突事件进行了实证考察,探讨了网络冲突对战略稳定性的实际影响。研究发现,此前关于网络冲突削弱战略稳定性的假设并没有得到经验证据的充分支持,网络空间的安全互动造成的不稳定性是有限的。而相比此前理论所设想的不稳定因素,对网络空间更有可能带来安全威胁的是第三方因素和错误归因等问题。     

战后国际冲突管理模式及其特点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合国作为最权威的国际冲突管理机制一直在发挥着作用。但是,在冷战时期和冷战后时期,联合国的国际冲突管理模式与成效都有较大的区别。冷战期间,联合国被用以作为超级大国之间国际博弈的工具,同时也发挥着国际冲突管理的功能。除此之外,意识形态、战争技术等因素也是该时期国际冲突管理的重要工具。冷战结束后,国际冲突管理存在两种模式,一种是美国为维护其世界唯一霸权国的地位而采取的冲突管理模式,即霸权护持模式;另一种是要求国际权力公平分配的冲突管理模式,即民主模式。对这两个时期的国际冲突管理模式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上述两个时期的国际冲突管理特点不同,成效也不一样;更为重要的是,冷战时期的国际冲突管理明显地优于冷战后时期。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论物权法的安全价值

物权法的作用范围在于规范财产的归属与财产的利用,物权法的基本价值与一般意义上法的基本价值会略有不同。安全也是物权法的重要价值,它表现为两个方面或称子价值,即静的安全和动的安全。法价值的多元性和有序性以及人们法需求的多样性必然造成法价值之间的冲突,需要对其作出合理地选择。这种冲突和选择不仅存在于不同的价值之间,同样也存在于各价值内部的诸多方面或称子价值之间。由于静的安全代表的是特定当事人的个别利益,而动的安全则代表第三人的利益以及整个交易市场的整体利益,因此,在价值选择过程中,只能以牺牲静的安全而优先保护动的安全。     

“曝光”背后——由银行公布“大学生拖欠助学贷款名单”看信用信息的披露与信息隐私权的保护

银行曝光“大学生拖欠助学贷款名单”,在引起广泛争议的同时,也折射出了我国信用立法制度缺失,暴露出了信用信息披露与信息臆私权的保护之间的矛盾冲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来平衡它们之间的矛盾,加强个人征信系统的建立和完善。在进行信用信息公开时坚持社会政治及公共利益原则,权利协调原则,人格尊严原则,处理好信用信息披露与信息隐私权的保护之间的关系。     

论平等权权利冲突的理论问题

平等权权利冲突在我国目前屡见不鲜,是一个现实的急待探讨的问题。其表现在不同的权利主体、权利自身因素、不同法律价值诉求、立法与立法之间。而平等权是一个自创生的系统,由于平等权权利冲突导致其自创生力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一种机制,所以,体制的完善、经济的全面发展、法律意识的提高和健康平等权心态就是平等权权利冲突的平衡路径。     

解决海域使用权与相关用益物权冲突的具体规则和根本途径

我国物权法在用益物权编明确规定了海域使用权的用益物权地位,同时还规定探矿权、采矿权、养殖权和捕捞权等同属用益物权,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用益物权制度。但由于海域使用权与这些权利在客体上存在一定范围的重合,加之审批部门的不同以及相应法律、法规的不统一,使海域使用权与相关权利之间产生冲突,对司法实践带来诸多不便,同时也不利于物权人权利的保护。解决这些权利间冲突的基本思路应当是在现行制度框架内采取一些具体的规则,适时建立统一的海域使用权登记制度,进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价值冲突与人的全面发展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同民族国家间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出现了诸多价值观上的冲突。这些冲突根源于经济利益的冲突,而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认识等方面的差异也是其重要原因。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应建构既体现民族国家的特色,又体现人类共同利益,理性的、宽容的、和谐共存的新价值体系,以促进入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