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殊论”颠覆西方经典理论

近30年来中国超常和超速的发展,导致流行的一些西方理论正在不断地被证伪。这代表了社会进步,也预示新理论诞生“。美国例外论”成功地解释了美国式的道路,而如果中国发展能够持续成功“,中国特殊论”也会得到全世界的认同。     

论政府信息公开的例外

政府信息公开范围制度的关键在于确定政府信息公开的例外情形。例外情形应当基于＂损害标准＂以法律形式确定。我国不应当将＂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信息作为一种例外情形,而应据此原则细化＂危险信息＂。鉴于国家秘密范围设定制度的不足,应当上收设定权。涉及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作为非强制性公开例外信息,应当列举不公开的例外情形。     

论气候变化语境下的国际服务贸易法适用问题:以一般例外规则为视角

各国日益重视采用服务贸易措施应对气候变化,我国WTO服务承诺亦与气候变化相关。因措施通常视成员是否承担减排义务而给予不同待遇,容易违反非歧视原则,一般例外是判断措施合法性的关键。一般例外适用于气候变化时将面临措施性质认定、必要性测试、发展中成员可否利用引言获得特殊待遇等诸多难题。为确保一般例外适用的可预见性并妥善平衡贸易与气候变化,需强化贸易与气候变化的相互支持,解决一般例外法理的连贯性不足等缺陷,避免僵化解释,力争规则更新修改。     

公共道德例外条款适用中相关措施目标合法性研究——基于WTO裁决机构回避策略的分析

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中的公共道德例外条款牵涉面极广,其内容也相当敏感。在"美国赌博案"和"中国出版物和视听产品案"中,世界贸易组织裁决机构对公共道德例外条款适用中相关措施的目标合法性问题采取了回避的策略。世界贸易组织裁决机构采取回避策略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裁决上的便利,而是为了避免陷入更深层次的理论争议。当回避的条件不存在时,世界贸易组织裁决机构应秉持"消极的美德",遵从各成员对公共道德的判断,而不应成为推行某类单一道德体系的斗士。     

WTO中的公共道德例外条款分析

多边贸易协定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消除贸易壁垒,实现贸易自由化。但是有时过度地追求贸易自由可能会给一国的公共道德造成威胁。因此,在多边贸易协定中往往内含了一些可以豁免缔约方缔约义务的例外条款。缔约方为了保护本国的公共道德,可以援引这些例外条款来对抗其他缔约方的指控。在WTO中,公共道德例外主要体现在GATT第20条﹙a﹚和GATS第14条﹙a﹚。另外,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27条第2款和《政府采购协定》第23条第2款中也规定了这种例外。     

巴西:一边主张自由贸易,一边反对不加区别的自由化

正巴西对"文化例外"的态度介乎法国和美国立场之间,一边主张自由贸易,为其具有优势的文化产品的出口保驾护航,一边反对不加区别的自由化,在服务贸易总协定附件中预留了"例外",为以后双边自由贸易和投资谈判提前做了准备。相对于"文化例外",巴西更倾向于维护和利用文化多样性公约的原则,寄希望于借此对处于劣势的产业和产品通过公共文化政策予以保护和扶持。巴西的     

“合理使用”的性质:著作权的例外还是合理使用权

“合理使用”作为著作权的例外的制度设计能够保障社会公众对他人作品的合理使用利益,不需要依据泛权利化的逻辑将其规定为“合理使用权”;作为法益的合理使用并不具有权利化的构成要素和必要性。环境利益的保护历史表明,要想真正实现著作权法对作品创作者、传播者和社会公众作为使用者三方利益的有机平衡保护,切实有效的方法是通过在立法和司法过程中以制度化的方式体现和保障作为相对弱势群体的社会公众利益表达的组织载体与话语权,而不是执着于权利化。     

环境贸易措施在WTO法律框架内的合法性初探

环境贸易措施是一种为促进环境目标而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自加入WTO以来,我国产品出口所遭遇到的环境贸易措施与日增多。通过梳理包括GATT1994、TBT协议、SPS协议在内的WTO法律规则和分析WTO争议解决机构裁定的涉及环境贸易措施的案例可以发现,在采纳生产方法/产品二分法的前提下,一项环境贸易措施对采用不同方法生产的"相同产品"进行区别对待将违反第3条国民待遇原则和第11条禁止进口限制,此时环境贸易措施的合法性取决于其是否落入GATT第20条(b)、(g)两款规定的一般例外;TBT协议下的技术法规需以第2条第4款规定之国际标准为基础方为合法,而SPS协议下的SPS措施需满足以第5条第1款规定之风险评估结论为基础方为合法,除非符合第7款之例外。虽然WTO裁定结果在个案中呈现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未来总的趋势仍是重视环保价值、限制单边措施。我国作为国际重要贸易成员应当积极推动WTO为环境贸易措施的合法性做出必要限制。     

论法的溯及力的若干问题——关于法律不溯及既往的争议、实践、反思与主张

法的溯及力问题背后是一个价值取向问题,由于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具有限制国家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价值取向,作为法的溯及力的基本原则的地位不可动摇;例外溯及是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有益补充.区分不同法律领域来确定例外溯及的界限,是解决法的溯及力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