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权论

侦查是一种重要的诉讼活动,根据不同标准可以划分为任意侦查与强制侦查、公开侦查与秘密侦查、主动型侦查与回应型侦查。侦查权的理性根据在于它的基本价值、历史源流和现实条件。侦查权的发展最终形成其稳定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对上述基本问题的探讨,构成侦查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     

陷害教唆与侦查圈套的可罚性探讨

陷害教唆与侦查圈套有着天然的伴生关系,但并非所有的侦查圈套都属于陷害教唆之情形。按我国教唆犯二重性的通说,陷害教唆行为应具有可罚性,但侦查圈套并不都具有可罚性。犯意诱惑型侦查圈套行为虽然有目的的正当性为支撑,但其手段的非正当性亦不能排除其可罚性;纯正的机会提供型侦查圈套因不符合教唆犯本质特征,不应受到刑罚的非难;不纯正的机会提供型侦查圈套应当作为刑法中正当化事由加以规定。     

浅谈毒品案件的特殊性及侦查对策

八十年代以来,受国际毒潮的侵袭,我国毒品问题死灰复燃.在短短二十年时间,就由刚刚开始的过境贩毒为主、危害西南局部地区,发展到过境贩毒与国内毒品消费并存,危害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局面.随着毒品案件上升的势头,侦破毒品案件的策略和手段与日益复杂的毒品形势极不适应.只有充分认识毒品案件的特殊性,不断研究毒品犯罪的新规律、新特点,及时调整侦察对策,才能更加有利地打击毒品犯罪,减少其他刑事犯罪,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日本的毒品问题及其诱惑侦查的理论与实务

日本的毒品问题及其诱惑侦查制度的创设;日本运用诱惑侦查手段侦缉毒品犯罪的范围及其策略与方法;日本有关运用诱惑侦查手段侦缉毒品犯罪的判例及其法理与论争.     

军地互涉案件侦查管辖重构

明确军地互涉案件管辖的职责分工是解决互涉案件侦查冲突的关键。军地互涉案件侦查管辖模式的转换与重构首先需要从犯罪学的角度重新分析互涉案件的应然范围,再从军事法学的角度考察军地侦查机关冲突的原因,最后总结既存互涉案件管辖模式的利弊,提出新的矛盾解决思路和制度设计,服务于军事秩序和社会利益的维护。     

试论计算机犯罪侦查取证的方法

由于计算机犯罪具有智能性、隐蔽性、跨地域性、以及资料易被篡改、销毁等特性,并且在侦查取证时技术复杂、要求较高,因而此类案件的侦查取证工作较之于传统案件相对困难。一方面要坚持和遵循传统侦查方法,另一方面在确定犯罪现场、勘察现场以及对数据证据的技术分析等方面,要根据计算机犯罪自身的特点和内在的规律找出有效的侦查方法。以打击计算机犯罪。     

侦查权的法理分析

侦查是从保全证据和查获犯罪嫌疑人两个方面为起诉作准备的一个重要的诉讼阶段。侦查权是一种行政性权力 ,只能由警察机关来行使 ,具有强制性、效率性、法治性和秘密性。侦查权独立于公诉权 ,但是受公诉权领导 ,对立于辩护权 ,并接受司法权的制约。在侦查程序中应当处理好各种权力的关系 ,形成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构造     

论网络环境下侦查与犯罪情报主客体关系的嬗变

犯罪情报是侦查主体实践活动的对象。传统工业社会中,由于犯罪情报资源的有限性、模糊性、不连续性以及受侦查主体认识能力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犯罪情报的客体能动性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与有效的发挥,导致其在侦查与犯罪情报的主客体关系中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网络环境下,侦查主体建立了巨大的犯罪情报数据库,侦查思维方式由概念思维向实践思维转变,网络技术的发展,社会组织结构的转型和犯罪情报管理体制的变化提升了犯罪情报的客体功能,完成了客体向主体转变的非对象化过程,从而使犯罪情报在侦查实践的主客体关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陷害教唆与侦查圈套

陷害教唆与侦查圈套有着天然的伴生关系 ,按我国教唆犯二重性的通说 ,陷害教唆行为应具有可罚性 ,但并非所有类型的侦查圈套都具有可罚性。应根据不同类型作具体分析。     

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的几点思考

未确立无罪推定原则 ,不采用沉默权 ,没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对侦查员的告知义务未做规定 ,未建侦押分立制度、人身检查制度、警察出庭作证制度 ,律师会见权不能有效行使 ,等等 ,使得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