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商传销犯罪模式与侦查对策探析

微商是基于微信生态,集移动与社交为一体的新型电商模式。庞大的微信用户群体成为了微商蓬勃发展的良好基础。朋友圈中的微商们常常光鲜亮丽,但在光鲜亮丽的背后极有可能隐藏传销犯罪的黑色链条,传销犯罪搭载在微信这一社交平台上,社会危害不容小觑。加强对微商传销犯罪模式的探析,通过建立案前监管机制,发现案件线索、深度利用微信信息,查明案件事实、灵活运用秘密侦查措施,获取案件证据、加强侦查协作,提升破案效率等措施打击微商传销犯罪,有利于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经济秩序。     

信息化社会背景下的侦查循证决策探究——以侦查破案为视角

循证实践是社会科学的第三次科学化浪潮,循证决策是以最佳证据为依据的决策,是当下循证实践的主要形式。信息化社会背景下的侦查破案工作既有良好的机遇,也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侦查工作每一步都面临着决策,通过确定最佳证据,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决策,可保证侦查破案的顺利及科学进行。随着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深入,针对包括侦查破案在内的具体实践问题的研究会越来越多,侦查循证决策也会不断发展,侦查学的科学化进程也会随之不断推进。     

论网络游戏诈骗犯罪的侦查对策

随着网络游戏的普及和发展,网络游戏诈骗犯罪频发。这类案件侦查中存在着立案难、侦查取证难、犯罪黑数大等问题。公安机关应加强对网络游戏诈骗犯罪的重视、充分利用网络报警平台获取案件线索、完善侦查合作机制,有效打击网络游戏诈骗犯罪,维护网络游戏交易安全。     

公安机关现行侦查体制存在的问题评析

侦查体制是指侦查制度中的组织体系及其运行机制的规则体系。我国公安机关现行侦查体制存在以下问题:从数量上看,侦查部门呈急速膨胀的趋势;从权力配置上看,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侦查体制致使侦查办案易受地方保护主义干扰;从职能上看,兼具侦查权与行政权的双重职能,易造成权力的混淆和滥用;从运行上看,各自为战的侦查部门使侦查协作呈现出临时性或随意性;从结构上看,层级过多,侦查警力布局倒挂;从资源上看,侦查手段和侦查基础工作重复建设突出。公安机关侦查体制急需针对存在的问题加以完善。     

侦查讯问阶段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变化与人权保障

侦查过程中的讯问不能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而应采用合法、文明、有效的方式。这就需要讯问人员通过有效利用犯罪嫌疑人在讯问时的心理压力与心理弱点,促使他们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行为。在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背景下,应该将人权保障的成果转化成影响犯罪嫌疑人心理的积极因素,实现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变化与人权保障的良性互动。     

恶意串通行为中的“恶意”分析——以司法裁判为视角

分析司法裁判,恶意串通行为被广泛适用,但在主观“恶意”的裁判上存在问题.认定恶意串通行为人的“恶意”,应坚持意思主义,即当事人明知其恶意串通行为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且具有故意、积极追求损害结果的发生.受故意的限制,行为人过失的串通不具有“恶意”.串通行为无效的原因在于该行为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并非其具有主观上的“恶意”.最后,恶意串通行为的“恶意”非以获利为必要.     

试论主办侦查员制度的本质及其运行机制

主办侦查员制度是当前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一部分。主办侦查员是一种职业资格,只有具备相应条件的侦查员才有资格成为主办侦查员。主办侦查员制度对于当前侦查工作中存在的侦查员的消极性和错案责任追究的困难性等问题作出了回应,有效地推动了侦查工作的发展。主办侦查员制度对于严格落实办案责任制,与当前法院实行的主审法官制度和检察院实行的主任检察官制度的衔接,对完善我国的司法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侦查取证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迅猛增长,给我国的社会稳定和公民的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影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具有专业性、智能性、隐蔽性强等特点,给侦查取证工作带来困难。目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侦查取证存在的问题:沿用传统的侦查渠道,忽略对信息流的追踪;案件线索收集难;侦查协作难;以及非法取证等问题。对此,必须综合应用现代网络技术、信息通信技术,广辟侦查取证途径:即以手机通信信息为途径,进行侦查取证;以银行账户信息为途径,进行侦查取证;以搜索引擎为途径,进行侦查取证;以视频监控信息为途径,进行侦查取证。     

突破与限度:新型警律关系的实证分析

警察和律师的良性互动博弈,对于防范冤假错案、减少涉诉上访、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至关重要。然而通过对S省的实证调研发现,警律之间关系呈现紧张态势。主要表现在,警察对律师存在抵触情绪,律师的权利救济途径有待完善,双方交流存在障碍,缺乏长效交流渠道。其主要原因是法治理念水平不高,法律落实不力和制度的缺失。要实现警律的良性互动,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提高双方的法律素养,切实保障法律的落实;二是利用信息技术平台,促进警律交流互动;三是确立长效交流机制,建立法律职业共同体     

论非典型性无罪

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逐步深入,我国的无罪治理亦将呈现出一些全新的特色。以往,裁判权针对部分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所做的否定性评价往往更容易引人注目,而近五年来,无罪裁判的基数增长则更多体现为某些具有常态特质的案件类型。为了追求司法精密化的理想效果,需要着手将此类“非典型性无罪”予以系统规制。当然,这种无罪治理方案必须以相关概念内涵的充分解构为前提。故而,S市近五年的生效无罪判决就供给了难得的实证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