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社区参与式互动治理结构的对策研究

社区参与式互动治理结构既是适应社区治理创新的一种尝试,也是推进地方政府、社区与社区居民良性互动的一种新型结构。要准确反映互动结构中利益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需要重视治理主体的多元性、体制结构的导向性、机制运行的互动性等三个变量。在现实中,社区参与式互动治理结构还存在许多弊端与不足。消解的对策是以界定职责分工的边界为抓手,增强地方政府的自律与自觉;以完善服务居民为导向,增强社区的自治与自信;以完善人格为起点,增强社区居民的自主与自强。     

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基于辽宁的调查研究

基于对经济结构的系统性与复杂互动性的思考，利用比较分析法，对辽宁经济结构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及行业结构，总需求结构、消费结构和投资结构，分配结构及能源结构等重大结构调整的方向、要求与对策建议。     

坚持党管人才原则,为企业跨越发展提供保障

老凤祥股份有限公司近年实现了跨越发展,年销售额从2001年的7.14亿元增长至2012年的近250亿元,利润从584万元增至10亿元,品牌价值增至75.6亿元。公司党委坚决贯彻党管人才原则,企业党组织参与企业一定层次上的管理人员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工作,确保党对国有企业的政治领导的重要途径和组织保证,通过选好人、用好人推进企业的全面改革发展。     

“审判中心主义”改革视野下再论侦查讯问——以陈灼昊案件为例

"审判中心主义"是对传统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模式的深刻变革,其强调法庭庭审作为整个刑事诉讼的中心。2015年10月30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陈灼昊一案的审理过程及判决结果清晰的诠释了"审判中心主义"带来的变化,法庭对证据的审查采信不再严重依赖侦查机关,控辩双方的质证更为充分与激烈,警察出庭取代以往的书面情况说明,不符合法律规范要求的口供被严格排除,疑罪从无原则得到真实履行。以侦查讯问而论,若要使得口供在庭审中获得采信、不被排除,就要求侦查讯问必须合法与规范,要求侦查人员必须具备程序意识与法治观念。     

5个关键数字看务川羊产业发展

正务川自治县强力实施"100万个羊单位"草地生态畜牧业,有力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农民增收致富目标实现。务川自治县强力实施"100万个羊单位"草地生态畜牧业,有力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农民增收致富目标实现。全县用6年时间培养了山羊防疫、养殖技术人员600余人,发展养殖户6000余户,种草户5000余户,建立15个300只规模的乡级二级扩繁场,2013年底存栏山羊达到32万只。同时,还规划了占地21.66万亩、投资20亿元的羊产业扶贫实验园区,引进企业6家,建     

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侦查取证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迅猛增长,给我国的社会稳定和公民的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影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具有专业性、智能性、隐蔽性强等特点,给侦查取证工作带来困难。目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侦查取证存在的问题:沿用传统的侦查渠道,忽略对信息流的追踪;案件线索收集难;侦查协作难;以及非法取证等问题。对此,必须综合应用现代网络技术、信息通信技术,广辟侦查取证途径:即以手机通信信息为途径,进行侦查取证;以银行账户信息为途径,进行侦查取证;以搜索引擎为途径,进行侦查取证;以视频监控信息为途径,进行侦查取证。     

哈特“开放结构说”的立法反思与现实回应——以法律文本中模糊语词为例的分析

伴随着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传统法学理论开始审视语言学的内在功用。哈特将立法和司法难题的成因归结于语言的"开放结构"。然而,哈特"开放结构说"的提出丝毫无助于解决现实中的立法难题,甚至将立法者推向了一种规范化与无序化的两难境地。在此情况下,立法者所欲想的、将立法语言的开放性弊端融身于司法之中的构想,却导致了司法权的不堪重负。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规则的模糊化改变了司法与社群之间的关联媒介,并弱化了传统法治中的明确性力量,从而导致立法与司法的制度性危机。为了降低立法语言运用与法治资源配置之间的紧张矛盾,立法者应当将立法评估纳入到立法方案的选择中来,提高立法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用民生经济新思路引领民生保障新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期间,对江苏提出了"六个迈上新台阶"的要求,特别嘱托要像抓经济建设一样抓民生保障,像落实发展指标一样落实民生任务,努力推动民生建设迈上新台阶,充分体现了中央做好民生保障工作的决心。江苏民政系统将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两个率先",努力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的决策部署,用民生经济新思路引领民生保障新发展。拿出当年发展经济的勇气和魄力,像抓经济建设一样抓民生保障工作     

制度变迁与医疗服务组织:一个研究述评

在中西方学者的文献中,关于制度变迁与医疗服务组织间关系的研究一般基于"制度结构"与"制度过程"的二元划分。前者聚焦于制度的规制性要素,重视制度设计和结构对组织的外部影响,更强调结果评估和工具性考量,这种研究取向广泛地体现于早期和主流的文献中;后者将视野转向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的制度要素,不只是将制度当成外生变量,也将其视作一种内生性过程,对组织的行动、组织间的互动和相依关系、行动者对制度的影响等实施了更多的观照,这类研究虽在中国学者的文献中并不多见,但20世纪后期以来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总的来说,两类研究的转变既与学者们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研究旨趣有关,也与各国医疗服务组织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变迁深刻相连,并顺应了组织理论研究从理性系统范式迈向自然系统、开放系统范式的趋势。对于中国的研究者而言,需甄别西方式的分析工具,从本土的经验出发,深入考察医疗服务组织的实践,进而寻求一种适当的解释逻辑。     

试论微商犯罪侦查与防控

由于微商犯罪具有复杂性、缺乏监管性、智能化、隐蔽性、扩散性等特点,对此类犯罪应重视犯罪信息研判、建立完善资金查控平台、建立动态微商监控体系、适时采用各种有效侦查手段、提高侦查人员互联网查控技术水平、重点突破薄弱环节,进而采取建立微商实名登记制度和加强诚信建设、加强电子商务等相关法律知识普及、加强微商相关监督管理、完善电子商务立法、增强防范意识、借助多媒体平台开展宣传教育等防范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