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诉法实施后律师参与侦查阶段诉讼的问题研究

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一年多来,在侦查阶段律师参与诉讼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将这些实践中的问题上升为理论问题阐述后,强调侦查机关应当认识到,无论从诉讼原理还是从现实需要出发在侦查阶段进一步增强辩方力量是大势所趋。侦查人员应当从推动我国法治进步的高度,自觉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同时,律师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律师在侦查阶段执业纪律的约束,要求律师必须遵守职业伦理的规范,树立律师良好的形象,降低执业风险。为达到上述目的,需要完善、细化具体的规则。     

反贪工作中面临的困境及对 策简

反贪工作是检察院工作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肩负着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推动反腐倡廉建设的职责。当前反贪工作面临着困境，如案件线索减少、举报成案率低、初查阶段搜集被调查对象的信息面临的困境、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对反贪工作的影响等。反贪干警应通过网络手段加大宣传力度，转变侦查模式，从而大大提高案件成案率。     

论大数据技术对公安工作的影响

大数据具有的4V特性决定了大数据技术将从多个角度和层面丰富侦查方式,提高了各类案件的侦破效率;以高科技预防高科技犯罪,做到打击迅速、减少损失,还百姓以现实的安全感;整合多种资源,引导社会运转,预见行为规律,构建令百姓满意的和谐治安环境;让公安工作始终开展的公正透明,百姓享有现实与虚拟环境里的平等权利;提供高效的管理手段和模式,不断推动社会管理的创新。全面认识大数据技术对公安工作的影响,有利于推动公安工作上台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     

浅析我国技术侦查的法律监督机制

完善技术侦查的法律监督机制对于防止权力滥用、保障公民合法权利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对于技术侦查法律监督方面的规定较少且过于原则化,检察机关作为我国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进行监督。为了完善技术侦查的法律监督,除了明确具体的事前审批程序外,检察机关可以在侦查过程中以第三方的身份介入侦查,从而对技术侦查进行事中监督,还应建立事后通知机制以实现对相对人权利的救济,另外,我国可以尝试构建技术侦查措施的报告制度以及对违法侦查行为的制裁机制从而更好地预防权利滥用。     

论强制性侦查措施监督机制的完善

强制性侦查措施检察监督是检察权的重要内容。现行强制性侦查措施监督制度缺乏有效可操作的法律规范予以保障,检察机关依据现有法律难以有力开展监督活动。如何规范与控制强制性侦查措施的行使,从而建立更合理科学的侦查程序,成为当前法学界和实务部门广泛探讨的热点。首先在对强制性侦查措施和强制性侦查措施监督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对我国强制性侦查措施监督运行现象进行分析和反思,指出当前有关监督工作的不足,包括监督范围的问题、监督模式的问题、监督方式的问题、监督时间的问题。然后,从强化对强制性侦查措施的监督出发,立足完善我国强制性侦查措施监督机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从事前、事中、事后监督机制三个部分提出完善的具体建议。     

灭火机器人有望走向实用

一声击掌,一个完全通过智能程序控制的灭火机器人开始了在一间平面结构房子模型里的探测,3分钟时间内,这个造型奇特、富有创意的机器人要寻找到模拟火源的蜡烛并将其     

“犯意诱发型”毒品犯罪案件的司法应对——以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为契机

侦查机关在办理毒品犯罪案件中,不仅对行为人进行机会(数量)诱惑,而且还对没有犯罪前科和毒品犯罪意图的人进行犯意诱惑。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不仅侵犯人权,直接违反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关于保障人权的规定,而且其所制造的"犯罪"违反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不得诱人犯罪的规定,也不符合犯罪构成,该行为不构成犯罪。无罪化应是司法的应然之选,但是当下妥协性地针对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可能是法官的实然选择。     

刑事立案程序比较研究

刑事立案程序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开端,是刑事诉讼追诉权启动的标志,对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以及国家刑事追诉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走上正轨都有重要的意义。立案程序的设置包括立案程序的启动、立案程序的终止等,在这一过程中警察以及有立案权利的其它主体都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在应然和实然角度来说立案程序的启动以及何时侦查终结移交检察院审查在立法过程中都要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规定下来,限定立案主体的自由裁量权,提高立案程序的合法性使得程序正义得到实现,使得公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立案程序和一个国家的诉讼构造是相对应的,本文着重分析两大法系的诉讼构造立案程序的异同。     

生逢拐点：“蚁族”还是“金蛋”？

二元结构经济体的“刘易斯拐点”一说经常被经济学家引用，拐点到来之时，用工紧缺，劳动工资上涨，身处拐点之中的年轻人，找工作并不难，并能拿到一份比前辈们当年更高的工资，应当是幸福的。这样的情况，在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曾经上演过，那时的日本年轻人甚至被称为“金蛋一代”。     

论哈贝马斯的后民族结构学说

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在世界特别是在西方得到了充分发展,但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哈贝马斯正是基于对民族国家的回顾和诊断,提出后民族结构理论,展现后民族结构的可行性,旨在解决民族国家所遇到的问题,为保障社会的一体化与民主制度在跨越民族界限的情况下坚持和发展提供一种可能性方案。然而,哈贝马斯的后民族结构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后民族结构是否可能,仍有讨论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