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保护行政公益诉讼之路径探析

行政公益诉讼对个人信息保护具备内生必要性与外生必要性,且在立法技术、立法保障与政策支持上均具备广阔的制度空间。但从实践看,个人信息保护行政公益诉讼仍存在配套机制供给不足、立法失范、相关概念不明与法律监督滞后等问题。鉴于此,应以行政公益诉讼之“三价值”为导向,从保护范围、监督空间与配套机制三方面做到“二拓展一完善”,从而在制度上构建完善个人信息保护行政公益诉讼的有效体系。     

侵犯商业秘密罪中“重大损失”认定新思路

在损失范围的划定上,侵犯商业秘密罪的“重大损失”应同时具备经济性与必然性。在损失数额的计算上,将行为人获利数额推定为实际损失的传统观点存在误区,只有客观可归咎于行为人的法益侵害结果才能计入损失数额。计算损失数额时应在区分不正当获取行为与不正当使用商业秘密行为、权利人营收是否显著减损,以及行为人获利是否超过权利人正常营收的基础上逐步进行,以此贴合权利人实际损失。     

劳动法典中的个人信息保护

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作为未来劳动法典编纂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其与劳动法典的契合程度、规范路径与保护机制宜进行体系性思考与设计。劳动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在保护利益、调整关系以及保护机制等方面都具有社会法属性与结构特征。个人信息保护规范进入劳动法典存在劳动私法、劳动公法与集体协议三条规范路径。在实现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上三条路径各有优劣。劳动法典在立法选择上宜采用以劳动公法为主、劳动私法与集体协议为辅,三条规范路径协同互补的保护机制。     

论政府与公民社会在危机管理中的合作与互动

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与公民社会应是在政府主导下,公民社会最大限度发挥作用的相辅相成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样一种机制的确立并完善,是社会快速、有效防范化解危机的重要方略。     

当代中国乡村公民直接参与行政的三种形式

二十世纪中后期,行政与公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科学关注的主导性论题,公民参与慢慢从传统政治参与向公民直接参与行政转变。近三十年来,随着世界范围内的公民参与运动不断走强,我国城乡出现了许多不同形式公民直接参与行政的实践活动。在乡村,目前公民直接参与行政主要有三种形式:乡镇长选举方式的改革、村民自治和非制度参与,每种形式都有其优缺点,政府应加以适当引导。     

浅谈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方面,也是公共政策研究的崭新话题。但是在现阶段,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还面临着诸多方面的制约和挑战。因此必须强化公民参与意识,拓宽公民参与渠道,以提升我国的公共政策质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政治参与问题探析

公民政治参与是衡量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程度的主要标志之一。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公民政治参与取得明显进展,但还存在一些不足,影响并制约着公民政治参与的实际效果。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公民政治参与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索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途径。     

立法行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作为中国立法史上第一部保障公民知情权、建设"透明行政"的专门法规,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份量勿庸置疑,无论如何评价其突破意义都不为过.不过,中国语境下的政治文化、政府理念、官员心态等诸多现实因素,都必然加深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艰难,影响立法方案的取舍.     

论协商民主与公民社会的关系

在过去20多年中,西方政治思想不断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关于协商民主与公民社会的研究。协商民主补充和完善了当代西方民主的三种主要形式：代议民主、多数民主和远程民主;而公民社会的提出则丰富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协商民主与公民社会虽然是两种独立的理论,但都是全球化推动的结果,它们是民主化的两个重要作用力,它们倡导理性、有责任心的公民的积极参与,基于组织化的社团运作。理顺协商民主与公民社会的关系,对转型期中国的政治民主以及国家社会关系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保险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的进路选择

大数据时代,保险行业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信息的有效流通和保险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间取得平衡。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正式实施,保险行业的个人信息保护也将迎来新的篇章。由于“保险消费者”的概念存在争议,给司法实践带来难题,应当在法律规定中适时引入此概念。保险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处理是否合法,重要的判断标准为该行为是否满足告知同意规则,应当设立专门监管部门,加强对保险机构的监管力度,规范其对个人信息收集、利用的合法性。保险消费者作为弱势一方,存在维权难的现实困境,建议引入集团诉讼制度,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实现程序与实体的双重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