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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俄乌冲突中日本对俄外交鲜明地体现了日本外交中的矛盾性与实用性特征,外交言语与外交行为间既有一致之处又有背离之时。综合温特提出的物质主义与理念主义因素,通过分析俄乌冲突中日本对俄外交言行,得出结论如下:物质主义因素与理念主义因素共同决定日本国家利益认知,包括经济财富利益认知和集体自尊利益认知,两项利益认知存在冲突与否决定日本外交言行一致还是背离。当两项利益认知一致,或不一致但物质主义因素并非直接关系国家安全时,日本对俄外交保持言行一致。当两项利益认知发生冲突,且物质主义因素直接关系国家安全时,日本对俄外交言行发生背离。鉴于此,中国在与日本交往中,不仅要“听其言”,更应该“观其行”,观察其外交言行的内在逻辑,才能洞彻日本外交的真实诉求。 相似文献
922.
俄乌冲突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并通过贸易及投资渠道,将冲击迅速传导至日本。俄乌冲突下的日本经济遭受冲击。宏观层面,日本实际GDP再现衰退,物价高企、居民消费需求低迷,经常项目收支由顺转逆。微观层面,企业经营环境严重恶化,特别是中小企业利润空间受到严重挤压,面临生存危机。为应对冲击,日本采取了相对积极的经济对策。然而,这些对内对外的经济政策却呈现出种种自相矛盾之处,暴露出日本经济内部的结构困境。当前,日本以俄乌冲突为契机加速推进经济安全保障。但日本经济的真正问题并非来自外部的不确定性,而是根植于日本经济内部。经济安全保障一旦转向产业保护主义,不仅无法保障基本的经济安全,反而将给日本经济带来更大的危机。 相似文献
923.
随着国际政治的演进与战争形态的变迁,传统的和平与战争二分法难以有效描述与解释现实的国际冲突,“混合战争”由此成为当前国际安全学界关注的重要话题。“混合战争”是在正式宣战的常规战争门槛之下、战争发起方在同一战场进行多样式作战的新战争模式。“混合战争”意味着争夺认知优势在现代战争中愈加凸显,塑造受众对象的认知体系与赢取人心及合法性支撑可以更有效地实现战争的政治目标。“混合战争”涵盖政治战、经济战、军事战、信息战、外交战等多种形式。“混合战争”具有主体多元性、手段融合性、形态模糊性及空间多维性等显著特征。从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到之后的乌克兰内战,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的战略行动是“混合战争”的典型案例。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混合战争”的战场形态发生重要变迁,逐渐从单边转向双边甚至多边形态。一方面,俄罗斯继续采用“混合战争”方式,达到争夺认知优势与战争合法化的战略效果。另一方面,乌克兰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逐渐开展针对俄罗斯的“混合战争”,推动俄乌冲突战场形势陡变,前景愈加复杂晦暗,全球安全环境日趋动荡。 相似文献
924.
2022年初俄乌冲突发生后,欧盟国家与俄罗斯多年来因非对称能源依赖所累积的矛盾激化,引发的地缘危机直接造成欧盟能源短缺,价格飙升,能源问题政治化趋势明显。基于欧盟国家与俄罗斯关系的严重恶化,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上升。欧盟先后出台对俄罗斯的煤炭和石油禁令,主动对俄实行能源制裁。这是欧盟自成立以来首次从官方层面运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能源市场,标志着在地缘危机的驱动下欧盟开始深刻变革自身的能源理念——由能源理想主义走向能源现实主义。欧盟正重新定位与俄罗斯的关系,并试图弥补以往由于认知偏差所造成的自身能源结构缺陷,扭转能源体系的脆弱局面,重塑自身的能源安全格局。相较于以前的能源政策,欧盟新的能源行动更加注重能源的结构性安全和相对的能源自主,但一定程度上以牺牲经济利益和气候目标为代价,其行动的一致性和政策效果还受内部利益分歧和外部供应链风险等多方面因素制约。 相似文献
925.
俄乌冲突不仅是冷战结束之后罕有的欧洲大国直接军事冲突,导致西方国家与俄罗斯的激烈对抗,也引发国际资本巨头、小微科技企业、新兴国际化平台、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广泛介入,凸显了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与影响呈现出新的态势。非国家行为体受益于全球化发展与数字化时代的加速演进,通过介入国家间竞争、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影响舆论思潮对国际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愈发成为影响百年变局的重要变量。非国家行为体作用的上升,对于中国拓展实力、维护国家利益与安全均有诸多启示意义。 相似文献
926.
拜登执政初期,美国对俄政策出现新变化,呈现明显的双轨特征。一方面,拜登政府以价值观为引领继续对俄保持强硬;另一方面,美国一度寻求构建“稳定且可预期”的双边关系,积极推动美俄战略稳定对话。然而,乌克兰危机迫使拜登政府不得不二次调整对俄政策,联合盟友通过全面制裁和政治孤立实现“弱俄“以“遏俄”的战略目标。传统建制派回归及两党执政理念差异,对俄战略“三观”的延续与调整以及中国、欧洲等第三方因素是拜登政府对俄政策演进的主要动因。乌克兰危机长期延宕导致美国战略界逐步出现对俄政策反思,国内民众也更不愿承受对俄强硬的代价,美国对俄政策存在一定回调空间。但由于美俄面临地缘政治和战略认知冲突、结构性矛盾以及美国国内政治束缚,美国对俄政策演进有其限度,美俄关系难以本质逆转。同时,乌克兰危机引发美俄欧新一轮剧烈互动与博弈,深刻塑造大国关系格局,中国应在变局中抢抓机遇,为自身发展塑造良好的外部战略环境。 相似文献
927.
928.
近期德国大范围调整安全政策,推动“再军事化”,加大对外军事干预和海外行动力度,采取措施维护其包括能源、供应链、意识形态等领域在内的综合安全。从外部看,这直接缘于俄乌冲突带来的热战威胁,德国原先倚重的规则和秩序日益失效,自身硬实力又严重不足,加之与非西方国家制度竞争趋于激烈,其不安全感急剧上升;从内部看,这一调整是默克尔时代德国对外政策转型的延续,新的执政联盟特别是绿党大力推动,民众高度支持。未来,德国军事力量可能进一步正常化,与非西方国家的对抗力度也将进一步加大,并采取更为多元的手段维护自身综合安全。但也应看到,安全政策调整是个长期过程,投入不会立即生效。德国有务实平衡的政策传统,也不会追求军事霸权,而将在西方联盟内部承担更多安全责任。 相似文献
929.
依赖关系可以出现从轻微依赖、中度依赖到高度依赖等不同程度的情景,是否存在供求关系、是否涉及关键资源、能否承担转换成本是判断国家间依赖程度高低的三个标准。印度和俄罗斯之间的军备合作达到了一种高度依赖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伴随着俄罗斯作为资源供应国采取的主动锁定策略生成并得到强化。通过“展示—供应—刺激—捆绑”这一系列主动锁定策略,俄罗斯逐步强化了印度对其军备供应的高度依赖,也使其国防发展模式和作战理念深深烙上了俄罗斯的印记。在军备依赖的强化过程中,印俄关系得到积极巩固和深入发展,但印度的战略灵活性也同时受到了损害,使印度处于机会主义风险中。当前印俄军备贸易过程中的摩擦、国际军备出口市场竞争的加剧、美印军事关系的发展等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印俄锁定依赖的稳定性。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