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能源政策:发展历程、效果与展望

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能源政策难以有效应对能源危机,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欧盟能源政策历经准备、起步、加速和转型四个发展阶段,近年来取得一定成效,表现为能源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水平明显增强,但能源安全仍面临风险。为应对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成员国的团结行动暂时确保了能源安全,欧盟绿色转型雄心也有利于促进能源可持续发展。但欧盟能源市场机制存在缺陷,绿色转型道路曲折漫长,加之成员国利益分歧不易调和、欧盟能源治理权能相对受限,给政策有效落实带来挑战。展望未来,欧盟收紧需求和分散进口的能源安全措施或将产生经济负面效应,干预和补贴政策可能会加剧内部市场分裂,过于激进的绿色转型步伐将放大能源系统的脆弱性,欧盟能源政策能否切实发挥成效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全球经济双循环：全球化结构新走向与中国应对

20世纪的经济全球化结构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标志走到尽头，其本身固有的稳定性差、机制僵化、原则偏狭、包容不足等结构矛盾和缺陷，使其难于成为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基础。疫情后国际战略的结构矛盾与俄乌冲突后相互制裁带来的规则破坏、信心缺失、价值链衰落、国际货币体系碎片化等效应则使各种修补这一结构的努力成为不可能。在未来世界经济全球化结构的可能发展方向中，全球经济的“双循环结构”成为一种较为现实、可行的选择，是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次优方案。而中国的对策选择就是将自身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全球经济“双循环结构”有机结合，推动“双循环结构”的形成。     

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动力与制约因素

近年来，德国安全政策呈现新态势，俄乌冲突进一步凸显了这一新态势，促进了德国安全政策转型。在国家层面，德国突破“军事禁忌”,援乌武器，提升国防；在欧洲层面，德国促进了北约与欧盟防务嵌合；在国际层面，德国加强了对印太地缘政治与安全事务的参与。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形成的原因既是基于外部危机触发的“威胁认知”,也源于德国外交角色与安全观变迁的内生动力。近年来，德国对“国际责任”与“权力政治”的自我认知发生了变化，盟友的期待也随之不断上升，德国外交角色从“文明力量”演变为“建构力量”,其中既有规范性力量底色，也有权力政治逻辑。然而，克制文化的遗存作用、政治精英的权力分配、经济成本高昂以及军事资源短板仍制约着德国安全政策转型的幅度与进度。中国应客观评估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在对华政策上的影响，在中美俄欧四方互动中，更加审慎地塑造大国关系。     

中美俄欧战略互动中的自主与协作——兼论防止阵营对抗的路径

中美俄欧四方关系的发展对百年大变局构成重要影响。美国构建阵营与中国竞争，美欧因乌克兰问题与俄罗斯严重对立，中俄关系继续保持稳定。大国的阵营对抗趋势不利于国际秩序的稳定，防止阵营对抗需要在把握四方互动逻辑的基础上寻找有效路径。本文搭建起一个统合性框架，将自主与协作两个维度纳入其中。依据自主性高低和协作性强弱的差别，这一框架将大国划分为独立有援、独立无援、从属有援和从属无援四种状态类型。最有利的状态是独立有援，大国保持高自主的同时，与外部开展强协作。任何一个维度的下降或缺失，都可能促使大国调整政策。存在能力短板的欧盟，需要继续提升全面自主，也将发展对外协作。美国不仅继续增强自身竞争力，也重回协作，密切盟友关系。自主是中俄战略协作的敏感源，但减少脆弱性和敏感性的方式仍然是相互尊重对方的自主性，增强自主对协作的积极效果。自主与协作是中美俄欧战略互动的核心逻辑，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阵营对抗将损害自主并僵化协作。珍视自主，开展多元开放的协作，将有助于防止阵营对抗。     

战后日本对能源安全的认识逻辑：兼论俄乌冲突中的能源认识

“能源安全认识”是制定和实施能源政策的前置条件，能源政策是“能源安全认识”的观念产物。战后日本对能源安全的认识，在形式上呈现出从“单一能源安全观”到“综合能源安全观”的结构转变，在内涵上呈现出“煤炭安全观”—“石油安全观”—“3E安全观”—“3E+S安全观”的演进逻辑。“煤炭安全观”与“石油安全观”,都是以单一能源为主的安全观，在政策设计上体现的是“增量至上主义”。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深化了能源安全的认识内涵，即：在原来“单一能源安全观”基础上，嵌入了“经济效率”和“环境保护”。然而，311大地震与福岛核事故的爆发，暴露出日本以协调“稳定供给”“经济效率”“环境保护”为中心的“3E安全观”的缺陷。对此，日本在“3E安全观”的基础上又追加了能源安全性，即：将安全性与稳定性、效率性、环保性进行平衡统一的“3E+S安全观”。俄乌冲突后，日本对能源安全的认识有了新变化，如：从“防守型”应对能源地缘政治风险转变为“积极参与”全球能源安全治理、推行“脱俄”与“脱碳”并存目标等。     

俄乌冲突背景下德国在欧盟领导角色的式微

俄乌冲突的爆发对欧洲的安全格局造成了极大冲击，作为欧盟重要支柱的德国曾成功化解了2014年第一次乌克兰危机，因此在此次俄乌冲突中也被期待可以再次发挥领导作用。通过对德国在俄乌冲突爆发前后表现的梳理，并在领导理论的框架下对俄乌冲突中德国领导角色的出现与否及其影响限度进行分析。总体而言，俄乌冲突凸显了德国在欧盟内领导角色式微的现状。虽然德国拥有领导欧盟的机会与意愿，在外交、安全和防务政策领域发挥了一定的领导作用来缓解局势与推动欧洲战略自主的建设，但是军事资源不足、欧盟内部的利益冲突、其他成员国的不满和质疑等因素削弱了德国的政治影响力，挤压了其行动空间。与第一次乌克兰危机中默克尔政府的表现相比，朔尔茨政府在欧盟的领导力明显弱化。德国在欧盟领导角色的式微也将对欧盟未来发展产生多方面的消极影响。     

俄乌冲突对欧盟的安全与政治冲击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洲地缘政治和安全形势急剧变化。俄乌冲突的爆发背后有着深层的结构性矛盾，并展现为俄乌之间的安全困境。俄乌冲突极大冲击了欧盟及其成员国现有的安全观念，促使其重构安全与防务战略构想，加强防务能力，一些成员国甚至转变传统中立政策。面对俄乌冲突，欧盟成员国在吸纳乌克兰入盟、对俄制裁以及对俄能源脱钩等方面存在分歧，进一步凸显了成员国间的利益纠葛。俄乌冲突很大程度上使欧盟提升战略自主的意愿更加强烈，但在实践过程中欧盟仍面临更复杂挑战和更大不确定性。     

美国的次级制裁与国际应对北大核心

2010年以来,美国经济制裁中次级制裁作用凸显,呈现出使用频繁化、扩大化、金融化等明显特征。美国次级制裁对于震慑第三方似乎有效,主要有三方面因素支撑:“9·11事件”后次级制裁在反恐和防核扩散领域的使用受到国际道义加持;美元霸权与美国情报机器深度融合;“巧制裁”对第三方形成“不对称打击”。但是,随着美国滥用次级制裁,上述支撑因素的作用正在不可逆转地弱化。美国次级制裁上升为大国关系中的重要变量,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走势产生多方面冲击,包括削弱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合作体系、以市场为导向的国际经济体系和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2018年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并加码次级制裁后,主要大国纷纷拿起反制武器,在国内法律、反胁迫政策、去美元化支付机制和本币国际化等方面采取了大量措施。目前,上述措施的遏制、反制效力较为有限,但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从长期看,推动去美元化是有效遏制美国次级制裁的唯一可行路径。     

塞西尔·罗得斯与南部非洲政治格局的形成

塞西尔? 罗得斯的殖民行径在客观上对于后来南部非洲政治格局和政治版图的形成 具有推动作用，特别在南非联邦的建立以及津巴布韦和赞比亚的现代国家雏形的塑造方面发挥了 比较重要的影响，因此比较有力地诠释了马克思关于近代殖民主义具有“双重使命”的理论，即其 一方面用野蛮的方式摧毁了落后国家的原生经济形态，阻断了其原来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另一 方面又在客观上为东方国家建立起西方式资本主义社会或现代国家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美国威慑战略与俄乌冲突北大核心

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进行了威慑战略布局,提出了旨在威慑俄罗斯的战略倡议,并强化了与乌克兰的安全合作,提升了乌克兰的威慑能力。2021年11月,俄乌关系再次恶化后,美国反复向俄罗斯发出大规模经济制裁威胁。不断公布俄罗斯军事行动的情报,强化在东欧的军事存在,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试图吓阻俄罗斯采取军事行动。尽管这一努力失败了,但是美国借助对俄罗斯的空前制裁和向乌克兰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形成了更大范围的威慑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