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人行为是否是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

[案情简介]1999年7月20日,甲银行与乙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由甲银行向乙公司提供贷款55万,期限自1999年7月20日至2000年7月20日。借款到期后,乙公司未归还借款本息,甲银行也未向乙公司主张权利。2003年3月12日,甲银行将对乙公司的上述债权转让给某资产管理公司,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甲银行就转让行为通知到借款人和担保人,并负责收回回执。2003年3月20日,甲银行依约向乙公司送达债权转让通知,告知乙公司双方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已转让给资产管理公司,乙公司应向资产管理公司履行还款义务,原合同内容不变,并在通知中详细记载了转让债权的合同编号、…     

专利独占被许可人的勤勉义务——从一起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纠纷案谈起

一、基本案情李克昌与彭浦电器厂于2001年6月19日签订《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约定将实用新型专利“一体化建筑消防电气控制柜”国内独家许可给彭浦电器厂实施。合同3．1条约定:本合同产品的专利技术入门费为105万元,另加销售额提成费5％。在本合同生效后的七天内,乙方(彭浦电器厂)向甲方(李克昌)支付     

董事ESG监督义务的法理逻辑与规范构造

ESG风险已经成为公众公司当前与未来面临的重大挑战。设置董事ESG监督义务不仅是应对ESG风险的重要制度安排,而且契合新时代公司目的的转向,有助于预防化解重大ESG风险,并能够弥补其他ESG促进机制的不足,因而具有充分正当性。尽管ESG属于新兴事物,但根据董事监督义务适用范围的双阶框架,设置董事ESG监督义务具有坚实法理基础。我国应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中明确设置董事ESG监督义务,并阐明其内涵。具体而言,董事负有ESG风险识别、建立和维护ESG风险信息和报告系统、事后调查处置ESG风险等义务。同时我国还应对董事ESG监督义务进行体系化构建,要求公众公司分别在董事会、经理层、部门、员工、利益相关者等维度构建落实董事ESG监督义务的组织体系。     

经营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归责问题

经营者在经营场所对消费者、潜在的消费者或其他进入经营服务场所的人之人身、财产安全依法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经营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的性质是过错责任,经营者过错的判断在“合理限度”范围内承担安全保障义务。     

董事勤勉义务判断标准比较研究

董事勤免义务判断标准的界定,关涉公司股东与董事之间利益冲突的平衡,如何激发董事的最大热情为公司利益服务,又避免其懒惰、疏忽而损害股东权益,法定一般客观标准与公司章程的补充细化相结合,同时加以商业判断规则之辅助,则为最佳的选择方案。     

民事诉讼法不应确立当事人真实义务

民事诉讼当事人作虚假陈述会带来一些不利后果,但是鉴于确立法律上的真实义务将面临诸多困难,且导致的弊端更为突出之现实,我国民事诉讼法不应确立真实义务,不能对虚伪陈述者加以法律制裁。     

对《公务员法》第54条的解读和思考

我国《公务员法》第54条对公务员服从明显违法的上级决定或者命令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做了明确规定。本文对《公务员法》第54条进行了解读,并提出了尚需进一步研究的若干问题。     

行政法的义务、责任之理念与制度创新--契约理念的融入

我国行政法的义务、责任存在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意识匮乏、制度设计的定位偏差、理论认识的定性不当和缺乏实现之保障等弊端。革除弊端的途径是融入现代契约理念。因为现代契约具有法律的功效、蕴含着义务的自觉履行、意味着权利义务对等、诚实与责任。为充分履行现代行政法的义务和责任,就行政主体而言,需要树立守法、履约、践诺和负责的义务、责任观念。同时,在制度设计上,需要建立公平合理的责任追究机制、公开机制、反抵制机制和协商机制。     

国家保障人权：思想溯源与规范重述

“人权条款”入宪20年以来的通说认为,“国家保障人权”的“保障”意味着国家对人权的积极义务。但是,基本权利教义学仍需进一步厘清不同功能之间的关系结构,由此,就有必要追溯“国家保障人权”的思想渊源。国家保障人权源于社会契约论,受到立宪主义思想的支配,关联着国家学说。“人权条款”通过重塑个人和国家,也重塑了宪法本身。基本权利教义学既要将人权与民主、法治等价值结合,也需要在尊重基本权利传统分类的基础上切实地建构基本权利的功能体系。“国家保障人权”应当突出自由权的消极受益功能,排除社会权的积极受益功能,“保障”可以容纳所有类型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功能,其与国家保障公共利益或公共事业具有相同的客观任务属性。     

论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

刑事追诉机关在初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对其羁押时,应当告知其享有的诉讼权利.这是受刑事追究者获得告知的权利,也是刑事追诉机关的告知义务.现代人权保障制度的发展,不仅要求侦查、检察机关履行告知义务,而且应当依法允许犯罪嫌疑人行使其诉讼权利,并为其权利的实现提供保障.以侦查阶段的初次讯问为对象,对告知义务进行考查,比较美英加法德等国以及我国台湾刑事诉讼法对初次讯问时的告知义务的规定,剖析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问题所在,进而对完善我国侦查阶段初次讯问时的告知义务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