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法之"理性人"标准研究

法院以何种立场理解保险条款或合同双方的行为,理论上有三种标准保险人标准、被保险人标准和理性人标准.理性人标准已为理论界所接受.理性人标准的法理基础在于保护信赖利益.理性人标准的构建,应当考察当事人的经验丰富程度和理解能力、理性人所置身的环境以及交易惯例等方面的因素.理性人标准是一个客观标准,但法官在构建和运用这一标准时难免掺入主观因素,此即理性人标准运用上的客观寓之于主观.     

网络侵财犯罪数额的认定

网络侵财类犯罪涉及人数较多,特别是在涉及到一些小额转款的情况下,往往难以一一查证.针对人数多、数额小、难以一一查证的情况,为避免因认识局限而放纵犯罪嫌疑人或徒增司法机关的负担,无需在每一起案件中均要查清每一个被害人.当然,在具体的认定过程中,对涉及案件罪与非罪的关键数额事实仍然需要查证属实,对在此之外的量刑数额可以运用合理的推定,但是应当允许被告人反证.     

恐怖犯罪中“明知”问题探析

为了有效地打击恐怖犯罪,2014年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出台了《关于办理暴力恐怖和宗教极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多处涉及明知的问题。如何准确界定明知的对象,如何认定恐怖犯罪嫌疑人主观上是否明知,直接影响对恐怖犯罪的打击。     

贪污罪非法占有目的之推定规则初探

贪污罪是我国最常见的腐败犯罪之一.司法人员对如何认定贪污罪非法占有目的的问题存在认识上的误差,因而导致了司法裁判的不统一.制定推定规则是统一并规范司法裁判行为的有效路径之一.通过对现有规范性文件中相关规定以及201份典型案例裁判文书的分析,笔者总结了贪污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识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制定推定规则的具体建议.     

刑法溯及力适用问题研究--兼与民法、行政法比较

法的安定性及信赖利益保护是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法理根据。从理论上讲,司法解释应与所解释的法律同步适用,无所谓溯及力问题,但因为中国语境下的司法解释往往具有准立法性质,刑事司法解释从旧兼从轻乃实然的选择,民事司法解释应以是否侵犯一般人的信赖利益决定是否溯及适用。《刑法》第12条第1款中的“处刑较轻”,是指应选择适用对行为人最为有利的法律,因而即便不直接关涉定罪量刑的所谓刑罚执行方式、程序性规定的变更,也可能影响溯及力适用。除继续犯外的所谓跨法犯,不应整体适用新法。实行行为的性质直接影响溯及力适用。行为时不同于犯罪成立之时,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时为行为时,而非重大损失发生之日。     

亲子关系诉讼中的亲子鉴定推定及其改革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创制的亲子鉴定推定以实现亲子确认诉讼的确定性解决为目标,主要的缺陷是模糊了举证证明责任制度的程序地位、与举证证明责任的程序功能相悖、适用条件模糊。作为其理论依据的证明妨碍理论难以为亲子鉴定推定提供正当性,事实上域外很少有采用亲子鉴定推定的立法,即使个别采亲子鉴定推定立法例的国家,司法中对之的适用也非常谨慎。应对亲子确认诉讼中,当事人一方拒绝配合协助鉴定的情况,可以坚持直接强制为原则,并辅之鉴定材料的替代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