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明知”的判断理路

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设立后,相关案件的发案量呈井喷式增长,一个重要原因便是2019年“两高”的司法解释对该罪的入罪要素“明知”提供了可实践的规范指引。然而,实践中司法人员对“明知”的理解存在教条主义、机械主义的倾向,对“明知”的说理存在含糊不清、语言不详的问题,对“明知”的推定存在依据单一、考量不足的缺陷。因此,有必要秉持刑法教义学的态度,对本罪“明知”的构成要件要素进行实质化限缩。对“明知”应从“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理路进行多元、综合判断,同时还要融入常识常理常情,充分考虑处罚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析具体行政行为变动中的信赖保护原则

为使社会成员不因信赖行政行为的安定性而遭受损害,有必要对其正当权益设置一道保护屏障,具体行政行为变动中的信赖保护原则正是对这一现实需要的制度回应。信赖保护原则要求具体行政行为的变动必须以保护相对人合法的期待利益为前提,当具体行政行为因公共利益的需要发生变动时,应当给予相对人以相应的补偿。基于具体行政行为变动中的各样态的差异性,信赖保护原则应有不同的质求。     

论行政协议中的“信赖利益”

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与民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拥有共同的思想渊源,在行政协议制度中引入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需要克制。以富勒与帕杜对契约利益的三分法为基础,当前行政协议审判实务所使用的“信赖利益”概念,其真正的内容对应了期待利益、返还利益和信赖利益的不同组合。信赖得到存续保护或积极保护时,“信赖利益”实际上对应的是期待利益;信赖得到财产保护或消极保护时,“信赖利益”对应的有时是期待利益,有时是“信赖利益+返还利益”,也有时是返还利益。问题的症结在于信赖与信赖利益之间被粗糙地画上了等号,解决的方案是区分行政协议领域中的信赖与信赖利益,让行政协议中的“信赖利益”与合同法上的信赖利益在概念上保持一致。     

基层新时代职工之家建设工作的有效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工会组织建设成为广大职工群众信赖的“职工之家”,把工会干部锤炼成为听党话、跟党走,职工群众信赖的“娘家人”。这充分说明,新时代职工之家建设的重要地位。     

试论信赖法律关系

文章认为,信赖关系是指一切尚无有效合同关系的特殊对待关系。信赖关系是法律调整交易过程中一般的相互保护关系与特殊的对待关系相互转化时的利益关系而形成的法律关系。信赖关系有四大特点,即相对性、法定性、信赖性和合同关系外部性。文章指出,与其将信赖关系视为合同关系的扩张不如将其看作侵权关系的扩张更符合事实。文章列举了几项重要的有代表性的权利与义务,分别将其归纳并命名为信赖义务与信赖权利。文章最后指出,信赖关系是信赖利益存在的大环境;信赖利益是固有利益进入信赖关系后的特定化;信赖利益是在信赖关系中计算信赖义务违反责任的依据。     

刑法中的信赖原则研究

本文首先阐述了信赖原则及其理论基础,其次介绍了信赖原则在德日刑法中的适用,再次分析了信赖原则引入我国刑法的必要性,最后探讨了信赖原则的适用范围,以期为相关人员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数额证明的问题厘清与路径优化

对于电信网络犯罪诈骗数额综合认定与抽样取证的讨论,本质上均可归结于此两种方法是否属于推定之争。对综合认定与抽样取证属推定的误解,系受推定概念混乱与印证证明思维惯性影响。以证明标准判断,综合认定属于间接证明;从实然功能出发,抽样取证应以时间为间距,以更好发挥强化法官心证功能。抽样取证规定中的但书条款属于证明责任分配,而非证明责任转移。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的证明标准应采“产生合理怀疑”。为避免对犯罪数额进行模糊处理的司法风险,应加强对被告方证明的制度保障。     

论物权法上的权利推定

物权法上的权利推定,是一种举证负担规范,只能干诉讼上发挥减轻证明负担的作用,不能终局性地解决权利归属问题。权利推定与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善意取得制度实则发端于同一根源,即占有或不动产登记簿具有彰显物权的机能。由其性质所决定,权利推定必须以物权法上的权利变动规范为根本依据,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或善意取得制度因此可构成权利推定（力）的基础材料。将推定力看作公信力与善意取得制度的基础或出发点,乃本末倒置之举。     

谁忽略了信赖保护

信赖保护原则是指行政管理相对人对行政权力的正当合理信赖应当予以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生效的行政行为,确需改变行政行为的,对于由此给相对人造成的损失应当给予补偿     

论推定课税的法律规制

推定课税是一把"双刃剑",它在防止税款流失,提高征收效率,保证税负公平、合理的同时,也给滥用征税权力或权力寻租开启了方便之门,因此迫切需求对其进行法律规制。通过对德国、日本、美国、中东欧国家以及我国大陆的推定课税制度的比较分析,揭示了我国推定课税制度存在形式和内容的诸多缺陷,在实践中存在普遍滥用的倾向。分别从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角度提出了规制措施。在实体法上要坚持合法、合理和有利于纳税人的推定原则,重塑推定课税的权义结构,并对其适用情形作出严格限定;在程序法上则要坚持分权制衡原则,正确使用推定课税方法,严格遵循法定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