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建设

推进我国意识形态现代化,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当前,意识形态建设要主动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努力体现科学性、整合性、包容性、适众性,增强创新力、凝聚力、吸纳力、亲和力,以更好地实现意识形态社会化,充分发挥其政治社会化功能。     

对美国商务部有关汇率低估构成可诉补贴规则的合规性分析

美国商务部新近颁布实施的《补贴税调查程序中有关利益和专向性的修订规则》与世界贸易组织《SCM协定》的规则和实践不符;该修订规则缺乏《SCM协定》中有关提供补贴的适格主体的内容,把汇率低估视为补贴的做法与《SCM协定》行为要件“财政资助”和结果要件“授予利益”的规则和实践也不相符;而把有跨国购买或销售行为的企业视为专向性考察中的一组企业的规定也与《SCM协定》的规则和实践相左;另外,修订规则将汇率低估视为补贴也缺乏国内法的依据。修订规则为美国肆意征收反补贴税大开方便之门,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新武器。我国应该在美国国内司法体系和世界贸易组织多边架构下挑战这一修订规则,纠正美方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     

轻罪刑事立法的理解与适用 ——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轻罪”系法定刑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随着轻微犯罪的案件数量及比例逐渐升高,刑法修正案所体现的“轻罪化”特征愈发明显。轻罪刑事政策实现了对传统重刑主义的扭转,罪刑设置从“厉而不严”转变为“严而不厉”,刑罚功能从以威慑警示为主转变为以教育引导为主。轻罪刑事立法可以避免动辄适用重罪、弥补法律规范空白、塑造民众的规则意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刑事立法举措。《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3个最高刑为1年有期徒刑的轻罪,妨害安全驾驶罪避免了轻罪重判,危险作业罪具有积极预防的效果,高空抛物罪补充了民法救济的不足。未来轻罪刑事立法应考虑到危害行为的类型化,以法益保护目的为指引,总结和预见犯罪规律以建立类型;注重与刑法谦抑性的调和,严格把控罪与非罪的界限;把握预防刑法中“危险”的限度,只有达到“重大”程度的法益侵害危险行为才能为预防刑法所规制。     

制度变迁理论与中国制度变迁的现实——评周其仁教授与杨晓维先生的争论

新制度经济学从国外引进以来,因其在我国经济现实中的解释力受到了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集中探讨了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变迁理论在我国制度变迁现实中的解释力问题.     

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理论再探究

在一定范围内,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理论对于界定犯罪和解释相关刑事责任具有一定的存在价值,但其在概念解释方面不够严谨,而且在某些方面与我国的立法现状和司法实务相脱离,同时在思维模式方面也存在难以突破的障碍。因此,应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这一理论,并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务中谨慎适用。     

未成年人打赏行为可撤销性的法律分析及规制路径

基于我国现行《民法典》的视角分析,在未成年人打赏网络主播这一行为中,双方分别缔结了委托合同与赠与合同。当未成年人一方能够举证证明该行为是未成年人所为且与其智力、年龄水平不相适应时,该打赏行为能够撤销。现行司法实践的难点主要集中于打赏行为主体的识别,法定代理人追认或同意的识别,打赏行为是否与未成年人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识别等方面。对未成年人打赏主播的现象进行规制,需要多方共同努力,应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流程入手,引导家庭、平台、主播多方协同。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涵及实现机制

“三农”问题是决定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和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性问题,也是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的牢固基础和农业的积累与支持,就不可能有国家的自立和工业的发展;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