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问题的全球治理机制研究

迄今为止,卫生治理的历史经历了国内卫生治理和国际卫生治理两种形式,但都无法应对全球化冲击下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因此需要创造一个新的全球卫生治理结构来促进政府间行动的协调。全球卫生治理有两个要素:第一需要通过国际人权机制中的健康权给全球不同层次的各类行为体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奠定具有共识性的价值基础;第二需要有一个被普遍认可的国际法规则来促进多主体参与的合作协调机制。     

后TRIPS时代药品专利制度正当性的危机与反思

尽管药品专利权是一项私人财产权,但因其与生命健康权有密切联系,故而具有较强的公共属性.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签订的TRIPS协议将药品专利的高标准保护扩展到了全世界,威胁了生命健康这一基本人权,由此进一步凸显了公共健康危机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因此,有必要反思并重构后TRIPS时代药品专利的正当性并...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保护法益的教义学重塑

《刑法修正案(十一)》在第236条之一规定了负有照护职责性侵罪。在本罪的保护法益问题上,性自主权说和身心健康权说都难以在立法必要性和解释合理性问题上同时做出妥当说明。作为法益的性自主权与被害人同意理论相混淆,导致解释论存在问题。性自主权是在通过去暴力化来实现去道德化的立法修改中逐渐形成的概念,并不是性犯罪应然的保护法益。我国刑法上并未也不必采取这种去暴力化的路径来实现去道德化的目的。相比之下,身心健康权作为一种保护法益更具优越性,不应认为只在不具备性自主权时才对其进行保护。作为本罪保护法益的身心健康权的具体内容是生理上女性一身专属的生殖健康权,社会性别上的女性不是本罪的保护对象。认为本罪是抽象危险性犯不会造成处罚扩大化。认为本罪并未提升性同意年龄、女性的真实同意是本罪的成立要件不会造成本罪被架空。应当认为负有照护职责的人不必利用身份造成隐性强制,在女性知道其身份时即可成立犯罪。其自手实施和利用他人实施狭义性行为均能成立犯罪。     

精神损害物质赔偿的立法思考

精神损害物质赔偿分为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侵犯公民人格权的赔偿和期待精神利益实现不了的赔偿。我国在这一领域没有明确立法。精神损害物质赔偿是惩戒侵权人、补偿抚慰受害人、杜会发展和法律完善的需要,因此,有必要从立法上对此加以规定。关于精神损害物质赔偿的归责原则,侵权情况下,以一般情况下的过错责任和特殊情况下的无过错责任为原则;违约情况下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精神损害物质赔偿的主体,原告只能是公民,被告可为公民或法人、非法人单位。精神损害物质赔偿的计算方法,可以参照现有有关法规。     

医疗权的伦理辩护

为国家设定建立医疗保障体系和高效优质的医疗服务体系以保障和促进人民健康义务的基本人权是医疗权,而不是健康权.合作抵御包括疾病在内的自然的侵害,是人际社会形成的重要根据.现代医疗服务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善,一种人之生命的必需.病人的医疗权是病人对分享社会合作成果的一种期待,这种期待具有伦理的正当性,能够得到伦理的辩护.这种作为正当性期待的医疗权本身又要受限于权利秩序中当时的条件和资源.     

健康权的规范构造

当前健康权研究缺乏对健康权规范模式的整体把握,缺乏系统的、从规范分析角度展开的讨论。从规范分析视角出发,以宪法基本权利的结构为分析框架,可以阐明健康权的规范构造,进一步说明健康权的权利属性和相应的治理对策。考察宪法基本权利体系理论的发展历程,基本权利构造经历了从二分到复合的变迁。健康权成为消极权利规范模式与积极权利规范模式共同作用的场域,因此健康权规范构造也必然呈现出复杂的结构。以复合结构为基本框架,以有效选择原则为权利复合结构的区分界限,对健康权的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进行规范构造,并明确健康权的限制机制。健康权的复合规范构造可以更合理地解决健康权规范构造的立法和司法应用,构建科学的健康权规范体系,明确公立医院的双重职能,正确定位民营医院的发展方向。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医护安全与健康权法律保障探讨

我国现行劳动法规则和医事法规则没有明确规定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医护人员是否有权以安全与健康权受到威胁为由拒绝冒险作业,对此学界有不同的法理争议,问题的关键在于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点。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医护安全与健康权的法律保障,需要制定"末日规则"与"正当理由清单",以奖励制度替代处罚制度。     

新《未成年人保护法》对儿童性侵害的立法防护

性侵害是对儿童健康权的严重侵犯.新《未成年人保护法》从加强学校性教育、实施违法犯罪人员信息查询和从业禁止制度、增设强制报告制度、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创新强化网络保护制度等诸多方面,为儿童性侵害的防护提供了立法保障.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立法思考——以公民健康权为视角

2019年12月28日,我国通过《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这是我国卫生与健康领域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的法律.该法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健康权",坚持以保障公民健康权为核心,体现了我国卫生工作以治病为中心到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巨大转变,为其他卫生法律、法规、规章奠定了基础,有利于推动我国卫生法治化建设与发展.     

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的法定救助义务

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是自然人享有的最基本的人格权,应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当自然人处于紧急危难状态时,负有法定紧急救助义务的组织或个人应履行紧急救助义务,否则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鼓励其他负有一般救助义务的主体进行紧急救助,妥善发挥好人条款的积极引导作用,对改善见死不救的不良社会风气,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