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与中国共产党建党学说的历史发展

文章认为,"三个代表"概括了建党八十年的历史经验,是第三代领导集体理论创新的核心思想,是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丰富和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它把握了党建系统工程的根本思路,开创了新世纪党建的创新格局.     

"三个代表"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理论创新

文章首先指出,创新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理论创新是时代的迫切需要.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理论创新奠定了基础.文章回顾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创立和发展历史,认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本身就是一门创新的科学,任何一个阶级、一个政党都要与时俱进,否则就会被历史所抛弃,党的学说更是一门与时代并存的学科,时代对传统的党建理论提出了挑战."三个代表"赋予了党的学说以生机和活力,并指出,党建理论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赋予新的时代内容、研究新的时代课题.文章最后提出必须认真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规律,当前要着重研究党的发展规律、党的建设规律、党的领导规律、党的活动规律,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推向前进.     

略论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

"德治"是先秦儒家伦理政治思想学说的基本主张,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孔子提出三点德治主张强调德化教育;强调为政者要有好的道德品质;体现了"仁者爱人"精神的施政内容.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用"仁政"概念代替"德治"概念.荀子在继承孔孟德治思想并吸收管子学派某些法治和礼法并用思想的基础上,强调从政者要有"道德之威"及道德行为的影响作用,提出了"平政爱民"德法并用,以德为主的德治思想.     

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阶级性、人民性和民族性的辩证统一——学习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三个先锋队”的重要思想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三个先锋队"的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的深度与广度的统一,先进性与阶级性、人民性、民族性的统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     

试析罗尔斯和诺齐克关于差别原则的不同认识

“差别原则”是罗尔斯《正义论》中的一个基本范畴,在正义学说史上以其个性特征塑造了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形象。分析罗尔斯和诺齐克关于差别原则的不同认识,是理解二者关于正义问题争鸣的一个重要内容。作者根据罗尔斯的《正义论》和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主要阐述了罗尔斯与诺齐克关于差别原则的立论依据、论证的逻辑特征以及二者关于自由与平等关系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了一些理论与现实的思考     

宋朝的科举入仕与官场底线

孔夫子的名言“学而优则仕”，本是希望掌握儒家理念及学说的优秀知识分子积极从政，以建设理想状态的“仁政”国家。这为有志于此的读书人指明了奋斗的方向，影响深远，几乎家喻户晓。但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这一名言在现实中既未见得很好落实，又常常被曲解或沦为空洞的口号。     

动力还是助力:儒家传统文化与新加坡的现代化

儒家传统文化在新加坡现代化中的作用很大,贡献也是多方面的,但它并非是新加坡现代化的动力所在,而只是推进现代化的有效工具。它被用以防治道德失范、建构民族精神、维护社会秩序、寻求政治理论支持、打造清廉有效的政府形象。新加坡在现代化进程中植入"孔孟的真精神",并对之进行选择性吸收,即将儒家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资源来参考、择取和利用,并赋予儒学新的时代意义,这也许就是儒家传统文化的现代出路所在。     

浅析儒家正统法律思想形成过程

在中国历史上,作为封建正统的儒家法律思想曾长期占据统治地位.通过对儒家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过程的探析,我们可以在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中寻找现代法治的相关元素,从而寻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法治之路.     

儒家治国的政治命运

儒家是宏观的治理和道德的化育并弘,其定位就在国家的治理方面。历史上,人们更为关注却是儒家的德化,并将之与治国的实际操作相提并论,认为道德对行政管理是无能为力的,从轻视了儒家自始就赋予自身以治世的使命。因此,儒家在现代社会重视技术和行政管理层面的官僚体制下,更被误解为没用的学问。儒家的生命力恰恰要在现代新政治格局的开展中才能显示其价值,作为德化的儒家形象也将以新的面貌出现。     

《弟子规》导读——言浅意不浅重德重规范孝为德之首德在才之先

《弟子规》原名叫做《训蒙文》，是清代儒生李毓秀所作。这位李毓秀字子潜，号采三，是山西绛州人。根据《新绛县志》的记载，李毓秀生于康熙年间，卒于乾隆年间，一共活了八十三岁。在中了秀才以后，李毓秀没有考取更高的功名，他创办了私塾“敦复斋”，毕生致力于教育讲学，被人们尊称为李夫子。根据儒家传统的精华思想，本着启蒙养正、通俗简洁的想法，李毓秀参考《童蒙须知》《三字经》等相关文本，结合自己的任教经验编写了《训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