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文化建设的路向选择

在中国一百五十余年的现代化历程中 ,始终伴随着中国文化建设路向选择的难题 ,亦即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体用之争、本末之争以及文化古今之争。当我们面向 21世纪的新纪元时 ,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浪潮扑面而来 ,不同文明和文化间的冲突和融合的趋势日益加强 ,这必然给我们的文化建设带来严峻的挑战。不言而喻 ,加强文化研究 ,选择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建设路向 ,化挑战为机遇 ,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加强跨世纪的文化建设 ,已经成为我们必须着力解决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理论课题。     

中华传统文化自觉之历史考察

文化自觉是对本民族文化的自我觉醒和自我反思。几千年来,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大致有三种不同的看法和态度,相应地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古代到鸦片战争之前,这是对中华传统文化持基本肯定态度的阶段。第二阶段是从鸦片战争到上世纪的"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是对中华传统文化持基本否定态度的阶段。第三阶段是从改革开放至今,这是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理性反思的辩证否定阶段,最终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莫忘本——从“文化帝国主义”看“读经”的必要性

全球经济危机的背后反映出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与文化的矛盾。在全球化成为世界发展趋势之后，学者们在保护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与自由性中涉及的“文化帝国主义”一概念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各国文化的交汇和碰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民族文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霸权再次被提及，“文化同质化”唤醒了人们的民族意识与文化自觉。     

传统与现代:梁漱溟、贺麟的理欲观比较

梁漱溟与贺麟都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性人物,其文化学说中的理欲观各有鲜明特色,二者之间存在着传统与现代的差异。梁漱溟由其文化路向说出发,在力求儒学现代化的同时却坚守了传统的理欲观;贺麟基于其“新心学”的文化体用观,主张对中国传统理欲观和西方近代的新式功利主义思想进行创造性阐释,形成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新的理欲观。本文试对这两种理欲观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二者之间差异的理论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说明贺麟理欲观的当代意义。     

古代儒家法律思想的合理内核及其影响

古代儒家法律思想中的合理内核是:宽民惠民的重要思想,重视教化的教育预防作用,礼法互补,息诉等强调通过自我完善来达到社会的和谐,主张"德主刑辅"。这些儒家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对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具有借鉴意义。     

先秦儒家的治国方略及其现代意义

先秦儒家诸子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治国方案，德主刑辅、礼乐教化、修身克己、为民制产、选贤任能、与民同乐是其中的几个主要方面。从总体上看．儒学是先秦儒家诸子构建和论证其治国方略的哲学基础。透过先秦儒家的治国思想。我们可以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     

先秦至两汉儒家人性论思想的演变--从孔子到王充

先秦两汉时期是儒学的发轫期,这一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对人性论核心问题的回答奠定了整个儒学人性思想发展的基调.虽然他们的思想从出发点到结论均有所不同,但都贯彻了改良和完善人性这一儒学的基本宗旨,都注重对道德理性的发掘和弘扬.各家学说互有所长,各有精辟之处,它们的相异性和继承性值得我们研究、发掘和借鉴,以便为新人性论的提出创造条件.     

浅论儒家价值观的合理复归

以义利观为主要内容的儒家价值观,经过长期的异化而走向迷失。重新认识儒家价值观,复归其本来面目,从而利用其合理部分,对当代中国经济文化的更好发展是十分有益的。     

新加坡与韩国儒家伦理道德教育的比较及其启示

新加坡和韩国这两个国家在经济建设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道德建设方面都极为重视东方传统的儒家伦理教育,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分析新、韩两国儒家伦理道德教育之间的异同,从中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先秦儒法刑罚思想比较

中国古代刑法学理的兴盛在先秦时代已始露端倪。当时的儒、墨、道、法等各思想流派都提出了自己的刑罚思想,其中以儒家"礼义教化"为重心的刑罚观和法家"重刑威慑"为重心的刑罚观的影响更为出众。尽管儒法两家在刑罚观上的偏重各有不同,但在基本的道德原则和政治理想上,两者还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