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再现的家庭与家庭关系——韩国、日本、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案例研究

本研究关注现实社会中的家庭变化,主要研究了东亚社会中的韩国、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这四个社会中电视剧是如何对家庭和家庭关系进行再现的。该研究的研究范围如下：首先是对电视剧中再现的家庭结构和状态进行分析;其次集中研究家庭关系;最后将关注点放在了电视剧中再现的个体性问题上。通过研究可知,从家庭自身的中心性层面来看,韩国最为明显,而日本并不是从基础的家庭关系,而是从新的基础上提出了问题。中国不同于日本和韩国,家庭是以夫妇为中心的核心家庭结构。同在中华文化圈的台湾地区则在乡土剧这一类型里,主要是强大的家长式权威下的两代为中心的家庭。     

文人为什么拍马有术？

中国的文人自小接受儒教文化的熏陶，所以胸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志向，长大后热衷于政治，追求功名。他们一旦走上仕途，特别是有机会成为皇帝的近臣时，往往就急不可待地要建功立业，兼济天下。     

宋代何以有两位“包公”

正一些历史人物过分闪耀的光环注定会让其同时代的另一些人物失去亮度,宋代的赵汴恰恰扮演了这类没有亮度的角色——"包青天"的盛誉几乎让"赵青天"被人遗忘宋代的包青天包拯——其刚正不阿、铁面无私、清廉爱民形象早已名垂千古,然而与包拯同时代并且也有"青天"之称的另一位人物却鲜为人知,他就是《宋史》中与包拯合传的、人称赵青天的赵汴。赵汴(1008-1084),浙江衢州人。衢州悠久的历史和纯朴深厚的儒教传统,造就了这里人们耿介直诚的品性,也培育了这里一代又一代的存天地正气的杰     

论中国宪政思想的特点——谈中国宪政构建中的本土情结与文化抵抗

一般认为,清末宪政运动是中国近代宪政史的开端.中国百年宪政构建的过程是西方宪政思想不断本土化和基督新教文化被逐步认同的过程,儒教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百年中国宪政的构建颇多挫折,但其中有两个重要原因是:本土情结与文化抵抗.     

再探日本江户时期的武士道——以山鹿素行士道论和《叶隐》武士道论为中心

追溯武士发展的历史，着重就山鹿素行士道论与《叶隐》武士道论的不同点作进一步的比较和剖析，从武士道思想的精神本质入手，对二者加以比较，明确了山鹿素行士道论对儒教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关系，从而在整体上把握江户时期武士道发展的脉络及其精神本质。     

文化与经济发展：新教与儒教的图景——基于马克斯·韦伯理论与方法的分析

文化因素，在近代以来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战后东亚经济的腾飞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论述影响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方面，韦伯的研究无疑具有开拓性，从理论上和方法上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学者的相关研究。本文将客观细致地分析韦伯关于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论述，不仅关注他在分析问题时所提出的理论命题，而且也将关注他在分析问题时所运用的方法，力图对相关的理论命题做出方法论层面的分析与阐释。     

"儒学、儒教与宗教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国际儒学联合会、上海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儒学、儒教与宗教学”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8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共有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50人参加,提交论文31篇,会议就“儒学、儒教与宗教学”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一、对儒家思想的几个重要概念从学理上进行了探讨北京师范大学的周桂钿教授从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立场,分析了儒家思想的历史发展,认为儒家思想的每一次发展,都是一种创新。南京大学的赖永海教授对儒家的“天”及其宗教性进行了阐释。赖教授指出,了解天,是了解孔子思想的一…     

保山洞经初探

宗教与音乐的统一 洞经既是一种宗教科仪经典,也是一种音乐形式 洞经因以道教<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为其主要颂唱经而得名,民间也都以<大洞仙经>为洞经经典之首.其他如<忠义经>、<度厄经>、<孝经>、<救劫经>等,也多属道教经典,它们的编写体例、经文结构都与<大洞仙经>基本相同.因此,洞经源于道教,并以道教经典为基础.洞经所崇祀的神灵十分广泛,涉及儒教的有至圣先师孔子,佛教的有如来、释迦牟尼、观音等,道教的道德天尊、灵宝天尊、关圣帝君、太乙真人、麻祖元君、何祖元君,但是崇祀的最高神灵是"元始天尊",主祀"文昌梓潼元皇帝君".洞经的宗旨,一是普渡众生,救苦救难;二是教人立身之本;三是颐养身心熏陶儒雅.洞经宣扬的内容大都与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三纲五常""五伦八德"相吻合.     

中韩近代儒教改革运动的携手与差异

从19世纪最后十年到20世纪前三十年,在共同回应西方近代文明挑战的大背景下,中韩两国的儒教改革运动相互勾连、彼此携手。康有为是这场跨国儒教改革运动当之无愧的精神领袖。他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著作以"三世说",小康、大同理论为基础,重申勘定传统,勾勒儒教未来。他1912年指挥弟子陈焕章创立孔教会,制度化地推广儒教。这些都使改革后的儒教呈现出现代化与国际化的特征。康有为的儒教改革的理论和实践,获得韩国儒者李承熙、朴殷植、李炳宪等人的呼应。李炳宪更多次来华,问学于康氏,他撰成诸多经今文学著作、在家乡兴办培山书堂,成为康氏晚年最看重的弟子。值得注意的是,中韩两国儒教的历史传承有差别,传统的宗藩关系又影响了两国知识人在看待对方时的心态;近代民族主义兴起后,不同的社会、政治背景使他们面临不同的生存困境。双方的儒教改革运动在携手背后,实拥有历史继承性的以及现代语境下新产生的诸般差异。     

儒教在复苏?

<正>毕竟,儒教在中国人的心田埋藏很深,社会道德的重建,不能不回归本土资源。传统中国儒、佛、道三教并存,以儒教为先。儒教或儒学在西学东来后,受到了强烈的批判和冲击。科举制度的废除,新教育的兴起,使儒学的基础遭到破坏。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降,对科学与民主的诉求,更把儒学作为对立面进行猛烈的批判。解放后,土地改革的完成,作为儒学的社会基础的家族制度,更被彻底摧毁。文化大革命中对儒学的全盘否定,对儒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