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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四个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提出与儒学在汉代的崛起,太学的产生、发展,太学中教师任用、教材选择、学生考试及录用体现出的太学与儒学的关系,太学在国家文教政策的保证下长期巩固了"儒术独尊",论述"独尊儒术"是太学得以建立的前提,同时太学及其以后的衍化物如国子学、国子监、书院等教育模式又确立了儒家文化在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地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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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既为王者师,并以《春秋》决狱,对中国古代的法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似乎是研究古史的人所共知的"史实"。实则不然,董仲舒历史地位的确立以及"春秋决狱"等问题,疑点重重。汉代以来诸多成说的形成,其实是一个"层累地造成古史"的典型案例,更是一个用"将错就错"的方法来传播圣人思想的过程,如今有正本清源的必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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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红安 《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8,21(3):125-127
(一)“性善”论与中国的人治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历史中,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性善”思想就已作为社会主流思想,成为为专制政治辩护最有力的工具。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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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发贵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9,41(6):68
汉武帝时影响千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变革,将儒学推到国家根本指导精神的地位。这一事件之所以会发生,和春秋以降儒学的“显学”化影响有关,更决定于儒学本身的人民性与进步性,它如“五谷”一样,切合于中国古代社会,为人民所需要,从而为历史所选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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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为了解决初仕官员行政经验欠缺、地方官员"自保"需求与国家吏治整饬的需要等问题,出现了大量以州县吏治为内容的官箴文献。这些作品在被注入统一的价值理念的同时,还被表述为"以儒术饰吏治""有治人无治法""万事胚胎于州县"三个相互联系的面向。基于这一吏治理念,明清官僚群体中的精英人士将当时的吏治问题归结为"官与吏之矛盾""州县官员素质"和"儒学政治理念与为政实践"等三大症结,并采取了"以书为教"的应对方式,试图藉由官箴书的传播来提高官员的执政素质和改善吏治。虽然这一尝试未达到预期,但其蕴含的历史价值仍值得深入发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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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相对自由的风气为各大学术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儒学,更是一枝盛开的奇葩,耀眼夺目。叔孙通一生以贯彻孔孟之道为理想,他准确的判断力把成功之道演绎得炉火纯青,使儒术以守成的优势在汉代被接纳和实践,为日后的“独尊儒术”奠定了基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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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老百姓将清官称为好官。那清官的标准是什么?司马迁的标准是:行教、清廉、守法。在崇尚法家思想的战国、秦及汉初,守法是最主要的清官标准。到了"独尊儒术"时期,推行教化又成为清官的标准。但因教化的成效很难考核,从三国末年开始,根据司马懿的思想,"清、慎、勤"成为正式的为官标准,清官也就逐渐成为好官的代名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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