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能派飞机来炸我吗?”——爱逗闷子的北京人

除去吃了吗?北京人见面还爱问一句:现在混得怎么样?我有个朋友在机关里上班,很久没见,一次路过他单位门口,便进去看他。见了面,我问他:现在混得怎么样?他说:不怎么样。我为他惋惜道:你呀,哪儿都挺好,就是太爱说,到今天你还没混起来,吃亏就吃亏在你那张嘴上了。他笑着说:你真是一语中的,与贫嘴张大民他师傅教训他时说的     

冷战后的日美安保体制与东北亚地区安全

冷战结束后日美两国对日美安保体制进行了重新定义,不仅扩大了军事合作的区域和空间,拓展了军事合作领域和范围,由静态合作变为动态合作;而且还冲破了《日本国宪法》的束缚和绕过国会的监督。该体制主要是针对中、朝等国的,是东北亚地区安全的最大祸患：首先它破坏了大国间的战略平衡,使局势动荡不稳;其次美军继续驻扎该地区造成紧张形势;再次,通过模糊界定“周边事态”为其任意动武提供依据。因此东北亚地区内各国应提高警惕,采取相应措施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日本知识产权政策的递减效应与战略转型

知识产权政策在促成日本由技术引进国向知识产权出口国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后危机时代的经济环境变迁,该政策的创新激励效应趋于弱化。为改变这一递减走势,推动本国的技术优势迅速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日本的知识产权战略开始向产品创新促进型、应用重视型、进攻型和外向型渐进调整。其经验可以为我国进一步推进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现高质量知识产权创造提供借鉴。     

踵事增华 汉学奇葩——评《中国精神文化大典》

俄国汉学研究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如从18世纪算起,已逾三百年。其间,俄国涌现出一批成果丰硕的汉学家。帝俄时期比丘林（H.Я.ЬИЧypИH,1777-1853）、巴拉第（∏.И.KaФbapoB,1817-1878）和王西里（B.∏.BacИЛЬeB,1818-1900）等曾享誉国际汉学界。苏联时期及苏联解体后汉学研究的队伍更为庞大,     

危机后韩国经济面临的困境与出路

目前,韩国的实体经济保持着良好的恢复态势,就业、工资情况有所改善,基本实现了稳定物价的目标,维持经常收支黑字基调,金融市场趋于稳定,金融制度得到改善。但韩国经济面临着对外来冲击缺乏抵抗力,经济过度依赖特定产业,出口集中于少数国家,金融市场结构脆弱,就业的结构性问题加深等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其出路在于采取内需拉动型的稳定增长模式,扩大产业群,构筑韩国特色的灵活安全的就业体系,构建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安全的金融体系。     

后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法律思想及其法理脉络

后马克思主义宣称他们的理论内在于马克思主义的谱系学之中,但是,不遗余力地撕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叙事方式,使得他们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三个层面(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关系等理论其实无关,无可撼摇的法律理论根基与正当性基础荡然无存。由于后马克思主义撕裂并消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联,赋予法律政治本体论属性、把话语看成是法律生成的主要元素,同时认为法律是伴随人类永恒存在的社会事实等认知,严重腐蚀了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根基,后马克思主义对法的主张与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及其法理脉络相去甚远,偏离多于继承。     

论中国古代的德法共治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提出坚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论断,本文从中国法制历史的实际出发,结合儒、法两家关于德治与法治的学说,介绍了以德化民的历史功用;同时,阐述了管仲以法治国的提出和法家法治学说的发展历程,指出法治工具论的价值取向及其局限性。本文还着重介绍德法互补、共治的发展进程,以周初明德慎罚为德法共治的发端,以两汉德主刑辅为德法共治的发展阶段,以唐代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为德法共治的定型阶段,借以说明德法共治的阶段性和一贯性,进而论证德法互补、共治是历史发展必然性的规律,从而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强国提供借鉴。     

传统的重民思想在明中期刑事立法上的体现——读《皇明条法事类纂·刑部》

本文着重阐述《皇明条法事类纂。刑部》中反映的明中期刑事制例上的法律思想和实践。重民思想是我国传统思想的精华,明中期,在刑事立法中,统治者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强调除暴、安良、重民、保民,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提出了禁盗以保民,重民命以惩凶顽的思想。其重民思想没有囿于传统,而是强调在不违背封建礼教的前提下注重人的价值。     

关于盗窃罪若干问题的思考

调查发现,盗窃罪是刑事发案率最高的一种犯罪,正因为此,我国立法和司法都对盗窃罪予以了相当的关注和重视。然而经过实践的检验,我国盗窃罪的某些立法和司法还存在很多值得反思的问题。本文就盗窃罪的主刑、附加刑和盗窃罪的有关司法解释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