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与古希腊哲学家修辞观之比较

先秦诸子和古希腊哲学家都讨论到修辞学问题。由于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所肩负的使命不同,二者研究修辞学的目的、理论基础、基本框架均有很大的差别。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修辞学,是在演说学框架下的言语风格学,而先秦诸子的修辞学则更接近美辞学。从现有的材料看,先秦诸子讨论修辞问题早于古希腊的哲学家,但古希腊的学者有一系列修辞学专著,而先秦诸子除了墨家有《小取篇》这样勉强算作修辞学专篇论文外,其他关于修辞的讨论只是散见于诸子著作中的只言片语。在辞格探讨方面,先秦诸子与古希腊哲学家各有所长;在修辞基本理论阐述方面,先秦诸子要比古希腊哲学家全面深入一些;但在风格学理论方面,古希腊的哲学家又远远超过了先秦诸子。亚里士多德和墨子都是以逻辑控制修辞,在心理分析方面,亚里士多德和韩非子、鬼谷子又各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先秦战争观的发展及其现代价值——中国军事思想史专家程远教授访谈录

学者简介：程远,西安政治学院军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思想文化与先秦军事历史、军事思想。出版著作3部,主编教材2部,参编著作、教材十余部,发表论文五十余篇,代表作：《先秦战争观研究》。     

依法治国的文化解释

依法治国作为一种中国式的法治与文化,是从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中生长起来的。具体地说,依法治国是先秦法家的以法治国吸纳了西方传来的法治文化的产物。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从先秦法家的以法治国到当代中国的依法治国,是一条持续不断的文化主流。从文化交往的角度看,西方法治文化是19世纪末期汇入中国文化主流的。相对于西方汇入的法治文化而言,先秦法家的以法治国构成了依法治国的文化源头。较之于西方传来的法治文化,先秦法家的以法治国更有力地塑造了当代中国的法治形态,那就是当代中国的依法治国。     

先秦民族史观钩沉————兼论周朝“夷夏”之辨

如何看待先秦时期尤其是周朝时期的民族, 我们固然可以借鉴西方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 吸收以 “文化＂ 判别 “ 民族” 这 一观点, 亦即通过后天的文化因素 （如共同的语言文字、 共同的社会生活、 共同的礼制凤俗、 共同的历史记忆、 共同的民族意识等）来判别民族。 除此主观标准之外, 实则不可忽视一 个客观标准, 即先天的生理 因素是鉴定民族的客观标准,如生理特征（遗传特征）、血缘关系（包括祖先传说与世系追记）等。 对蛮夷戎狄的民族偏见与民族歧视是周朝“夷夏观”的主体内容, 而“以夏变夷”则是其主流导向, 这是周朝“夷夏之辨”的要义所在。     

发挥乡镇人大监督作用 推动乡镇政务公开

发挥乡镇人大的作用，对乡镇政务公开工作实行监督，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先秦邓析子曾说过：“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以天下之智虑，则无不知”。人大代表生活、工作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与人民群众关系最密切。通过人大代表把群众的意见、意愿、智慧集中起采，     

先秦道家治国思想的历史透视

先秦道家包含有许多积极进取因素的治国思想,诸如无为而治、修身养性、崇俭戒奢、返朴归真、以退为进、以弱胜强等。其最大特色是顺从自然的文化价值取向,而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则是先秦道家诸子构建和论证其治国方略的哲学基础。先秦道家的治国思想,对现代社会治理具有借鉴意义。     

“中原”指哪些地方

先秦时期，我国史书上曾有洛邑（今洛阳）和陶（今山东定陶）是“天下中心”的说法。当时的中原系指洛阳到定陶一带。     

先秦儒家法律思想中的“礼治”及其启示

先秦儒家以周“礼”思想为源泉提出了“礼治”思想。“礼治”思想主要概括为“亲亲”“尊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孝忠”思想和“礼法互补,综合为治”等,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我们应该正确评价先秦儒家法律思想中的“礼治”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先秦诸子经济哲学思想之本末论

尽管先秦时期奠定的“农本工商末”思想根深蒂固,影响深远,但“重本抑末”思想的流变如行云穿梭,诸子各派从各自的世界观出发,各抒己见,赋予了其不同的内涵,深深地打上了诸子各派经济哲学思想的时代烙印。考究先秦诸子经济哲学思想之本末论,对于研究先秦的经济哲学思想,挖掘、开发其合理的成分,古为今用,仍然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