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合同隐性免责条款的解释与规制——以机动车商业车损险为视角

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保险条款是保险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定合同双方权利义务的主要依据。保险标的风险程度的复杂性,商行为的逐利性,使保险人在格式合同中除设置专章免责条款外,有些免责条款则散落在整个合同的其他章节内,有的则隐含在某一条款的后面未明示,     

高保低赔的车损险条款应属免责条款

按照车损险保险条款的约定,一般的保险合同中,保险金额的确定有三种方式:新车购置价、车辆实际价值和协商确定。实践中基本采用的都是第一种方法。机动车辆损失保险中这种"高保低赔"的现象由来已久,业界对此颇多争议,在保险审判实践中对此也是莫衷一是,法律适用极不统一。当被保险车辆发生损失计算车辆实际价值时,所依据的新车购置价是以保单上载明的新车购置价为准还是以被保险车辆最初购买价格为准?这种高赔低保条款的效力和性质如何认定?本期刊发两篇文章《高保低赔的车损险条款应属免责条款》和《保险合同中新车购置价的确定方法》,以期对其中的争议问题加以分析研究。     

艺术品拍卖中免责声明的效力研究——以“许汉胜诉厦门经济特区拍卖行”案为视角

拍卖行作出"本场拍卖会作品由专家审定认可"的表述,事实上已对竞买人造成误导,致使其误认为全部拍品均由专家认定为真品,这与其作出免责声明的表述存在矛盾,此时法律应选择对竞买人有利的表述,判定该免责声明无效。对于诉争书画真伪问题,由于其直接影响诉讼程序和当事人的实体权利,法院须作出法律上的认定;拍卖行一旦有欺诈行为,必然导致其免责声明无效,但买受人想要证明并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实现"退一赔一"的可能性十分微小。     

人寿保险合同自杀条款研究

我国人寿保险合同把保险人对于自杀导致死亡的情形列为免责,但存在诸多争议。自杀条款之创制,调和了"危险发生不确定性"和"目的说"的理论冲突;自杀免责期间的制度设计,旨在预防被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已具备的以取得保险金为目的的自杀风险;当人寿保险合同复效时,自杀免责期间不宜重新起算;保险人只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自杀的情形不免责的规定有待商榷。     

伤残青工打赢截肢赔偿官司

一次意外工伤事故，导致一名青年右腿被截；一纸事故赔偿协议，使该青年得到了不足10万元的赔款。事后，在得知自己尚需巨额后续治疗费后，青年将这家煤矿告上了法庭，请求法院撤销该赔偿协议中的免责条款，并赔偿其更换假肢费和维修费等15万元。     

对信用卡合同中抗辩权切断与接续的考量

抗辩权切断条款是信用卡合同中最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也即持卡人能否基于对特约商店对的抗辩事由，比如特约商店未交付商品，或交付的物品有瑕疵，或持卡人与特约商店间的合同有不成立、无效、可撤销或解除等情形，拒绝向发卡机构付款。文章将讨论抗辩权条款存在之合理性以及对抗辩权接续和限制进行具体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规定就不具科学合理性，因此必须对发卡行的抗辩切断权做出合理规制。     

海峡两岸承运人责任基础比较研究——以《鹿特丹规则》为视角

《鹿特丹规则》制定的重要目的是为了取代现有的三个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约——《海牙规则》、《海牙—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以真正实现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制度的国际统一。在内容设计上,《鹿特丹规则》对于既有的相关国际公约既有适度传承,更有革新性发展。例如,在承运人赔偿责任基础这一问题上,《鹿特丹规则》表现出与现有三大公约迥然不同的规定,体现了国际海事运输法的重大变革与进步,可以预见的是,作为当前国际海上货物运输规则之集大成者,《鹿特丹规则》的革新性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对我国《海商法》和台湾地区的"海商法规"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两岸海事立法可借鉴《鹿特丹规则》,在将来适时作出调整以顺应国际海事运输法的发展。     

论共同危险行为的构成要件及责任承担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十条规定了共同危险行为,它是指二人以上实施危及他人人身或者财产安全的行为并造成损害后果,不能确定实际侵害行为人的情况。本文将重点探讨共同危险行为的构成要件,分析在司法实践中应该如何认定这种特殊的行为,同时分析它的免责事由,从而为相关行为人免除自己的责任提供帮助。     

浅析预期违约与不安抗辩权制度

预期违约制度是英美法系的特有制度,如今我国《合同法》也借鉴了预期违约制度,同时还规定了不安抗辩制度,这是合同法立法上一次有益的尝试。然而,预期违约与不安抗辩制度毕竟根植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二者在实践上与理论上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与冲突。     

浅谈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提示与说明义务

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提示与说明义务是保险法对保险人规定的一项基本义务,但保险法并没有明确提示与说明义务的范围、方式以及程度等标准,导致保险法理论上在此有较大争议。实践中对保险人是否已尽该义务的认定也是莫衷一是。若想破解上述问题就需要对该保险人义务的法理基础进行规范分析,防止过分强调倾斜性保护;并以此为指引,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实施情况,着重阐释保险人对免责条款履行提示、明确说明义务的方式需要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之上进行,探析未履行对免责条款的提示与说明义务的法律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