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兜底条款”的适用与“抢帽子交易”的定性

在现行立法背景下,司法者无法绝对排斥兜底条款的适用。但对兜底条款的适用必须严格贯彻限制解释的立场。对于法定犯双重兜底条款的场合,不宜认定行为人构成犯罪。在汪建中抢帽子交易案中,不可否认被告人汪建中实施的抢帽子交易行为属于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但因该行为刑法和证券法律法规都未明确规定,从刑法保障法的性质和刑法谦抑性的角度看,该行为不宜认定为操纵证券市场罪。     

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新发展——纪念《法学》复刊30周年·名家论坛(二)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发展了证据的概念和种类,比较系统地初步建构了我国刑事证据规则体系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了证据问题也是程序问题的科学命题,实实在在地把刑事证据的适用程序法定化、条文化。这是全面准确执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贯彻党和国家的刑事政策,依法惩治犯罪,切实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的重大举措,更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的重要标志,它将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最高院出规定 法官任职须回避

新法速递2011年2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配偶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法官实行任职回避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法官任职回避的规定》),该司法解释旨在防止法院领导干部及法官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廉洁。     

重塑比例过失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碰撞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评述

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碰撞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所涉及的一些问题进行评述,包括船舶碰撞纠纷案件适用的准据法、比例过失原则、责任主体等,指出该规定重塑了比例过失原则,发展了中国船舶碰撞法,澄清了审判实践中的一些长期未决的问题。     

刑法分则对总则排除适用现象探析——刑法总则与分则关系的重新梳理

从当今世界各国刑法体例安排来看,均由总则与分则两部分组成.其中,总则规定犯罪与刑罚的一般原则、原理,分则规定具体的犯罪及其法定刑.对于刑法总则与分则之间的关系,学者们普遍认为,是一种抽象与具体、普遍与特殊的关系,进而认为既然总则规定的是一般性规定,那么理应适用于所有分则条款,由此导致司法实践中总则条款的滥用,司法人员动...     

论行政规定在行政诉讼中的效力

在现行法律体制下,行政规定不属于法律渊源,不是行政诉讼中法院必须适用的法律依据。但行政规定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的依据,在现实社会中具有重要的规范功能。在行政诉讼中,法院对行政规定既不能完全抛开,又不能完全信任。为了回应社会现实,应当在形式法治的框架内,融入部分实质法治的要素,附条件地承认行政规定的效力,并由法院依照这些条件和规则予以审查。     

“抢帽子”交易的刑法性质探析——以汪建中操纵证券市场案为视角

汪建中操纵证券市场案在刑法性质上有肯定说与否定说之争,争议焦点在于以兜底条款定罪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汪建中的行为与列举条款是否具有同质性。我国刑法中的兜底条款存在有其必然性,解释时必须坚持在罪刑法定原则指导下,依据列举条款发现兜底条款的内涵和外延,考察相关行为与列举条款的同质性,按照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将已发生的案件事实涵摄到其应有的范围。抢帽子交易行为与操纵证券市场罪的列举条款具有同质性。     

“最后一个流氓”遭遇中的法意与人情

牛玉强是否会被顺延刑期至2020年,他的牢狱生涯能否提早结束?法意与人情不仅是天平的两端,其实,更大的平衡来自于法意与人情背后的司法完善与人情通达。毕竟,法律的核心是教人向善,而不是以利剑穿心。     

论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法律构建——以缺陷汽车召回为例

近期有关汽车召回的消息突然变得来势汹汹,丰田汽车召回在欧美等国与我国的差异,让我们深感制度不完善带来的弊端,我们应该完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法律体系,使消费者投诉有门、维权有法,保障消费者的经济利益。本文首先对对缺陷产品召回制度进行了概述,然后论及了国外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进而谈到了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现状,还谈到了我国建立产品召回制度的必要性。最后认识到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存在的不足,以及提出几点立法建议。     

新时期罪犯心理矫治工作发展思路的思考

罪犯心理矫治自20世纪80年代初在监狱系统开展以来。得到了较为快速的发展。2003年6月,司法部第79号部长令发布的《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规定》专列一章共七条对罪犯心理矫治的工作内容、机构设施、从业资格等作Ⅲ了较为具体的规定。2007年7月,司法部印发的《教育改造纲要》明确要对罪犯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发挥心理矫治对罪犯心理的调适、干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