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法性质、归属的法理学分析--对国际私法的调整方法和范围的反思

近年来,我国有关冲突法的研究汗牛充栋,但从法理学角度来分析冲突法的成果并不多,这造成了冲突法基本理论研究的薄弱。冲突法作为法的组成部分,必然在法理学上拥有自己的地位,因而有必要从法理学对法的分类来探讨冲突法的性质和归属。在法的微观分类上,冲突法属于法的技术性规定：在法的宏观分类上,冲突法属于民法、实体法、国内法的一部分。由于冲突法不能单独调整任何社会关系,所谓国际私法以间接和直接两种方法来调整涉外关系的观点并不能成立,民商事实体规范不属于国际私法的范畴,国际私法应该回归到冲突法的研究当中。     

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的中英法律解读

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一直是困扰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的主要问题之一。应该说,自从提单这一运输单证诞生并开始肩负作为交付货物凭证的功能时起,无单放货就伴随其产生了。从承运人的角度来说,最关心的莫过于如何认定无单放货的形式和性质以及因承担无单放货而产生的责任;从正本提单持有人的角度来说,在承运人无单放货的情况下如何行使索赔权则是其关注的核心。为了解决中国海事司法审判实践中出现的有关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纠纷的法律适用方面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2009年3月5日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由于在起草过程中大量借鉴了国外海事审判经验,而英国又是海事审判最先进的国家之一,积累了大量有关无单放货的判例,因此有必要通过这些案例来对该规定的主要内容进行解读,以便对相关内容进行更好的理解和把握。     

铸证据基石,促司法公正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于2010年5月30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两个证据规定的发布和实施是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改革的标志性事件。然而,对于两个证据规定如何理解?如何把握?两个证据规定自身有无缺憾?两个证据规定未来的实施前景如何?面临哪些障碍?专家学者仁智互见,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在两个证据规定发布之初曾组织座谈会予以研讨。本刊特邀相关专家学者就两个证据规定展开进一步探讨!并且,本刊将对两个证据规定予以持续关注,欢迎专家学者以及司法实务界人士惠赐大作!     

巩固法治 迎接挑战 黄仁龙讲辞摘编

司法独立是香港法制的基础。尽管面对众多与宪制及政府其他行为有关的司法复核,政府明白到并且会坚持,法院必须继续无惧无偏地作出独立的裁决。在健全和深受各界信赖的司法机构的监察下,政府务必并会一如既往地谨慎行事,确保政府的行为、政策及立法建议符合法律规定,特别是涉及宪法保障的权利方面。     

股东会、董事会职权的兜底条款质疑

规定股东会职权的《公司法》第38条和规定董事会职权的第47条分别有一个概括性的规定：“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这种条款一般被称为兜底条款。这是2005年公司法修改的时候新增加的条款,立法者试图通过强化章程自治解决股东会和董事会职权规定不清的问题。然而,事与愿违,兜底条款不能全部实现立法的目的,甚至还由此产生了新的问题,即在章程没有规定时,无法判断有些事项究竞是股东会的职权还是董事会的职权。同时在股东会职权规定条款和董事会职权规定条款增加兜底条款实际上是不了解股东会和董事会功能定位所致,因此需要先对兜底条款作无害化解释,在下次公司法修改时删除。     

完善不定时工作制的法律思考——以李某诉某物业管理服务中心案为视角

目前,我国有关不定时工作制的法律规定存在着不足,立法较为笼统,范围界定模糊。实践中一些地方立法试图改进目前的状况,如2009年5月,深圳市颁布了《深圳市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审批管理工作试行办法》,但已有人对该地方立法的政策倾向表示担忧。本文拟通过对一件不定时工作制的案例进行评析,对完善不定时工作制的规定提出相关建议,以期更加科学地规范不定时工作制的用工,维护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论《鹿特丹规则》中的无单放货问题

在当前的海运实践中,无单放货现象普遍存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鹿特丹规则》改变了过去将凭单放货作为承运人一项强制性义务的做法,反而允许承运人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无单放货并无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此种新规定有其积极的意义,但也存在着诸多不成熟和不完善之处。在这一问题上,我国应保持谨慎的态度,切不可盲目移植《鹿特丹规则》中的新规定。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认定标准探析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是与管理性/取缔性强制性规定相对应的一种法律规范,其对合同行为的效力有着重要的影响.关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认定标准,学界并无统一认识,司法解释也未予以明确.在司法实践中,可以从法律规定本身对合同效力有无明确规定、强制规定限制的主体等几个方面具体区分效力性强制规定与管理性/取缔性强制规定.     

《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的审判制度

通过分析文本《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我们可以看到:其一,未成年犯罪被告人之(诉讼)权利和利益有部分属于福利型权利,因而在增加其诉讼权利的同时还需要增加司法机关权力与保障之;其二,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单行规定可谓未成年被告人之权利保障书。《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从文本角度看,取得巨大成就,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司法实践情况的集中体现;但是,当将该规定配置的(司法机关)权力和(未成年被告人)权利放置在法治框架下审视,我们有理由担心这些权利,特别是体现福利型社会时代的权利的实现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