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兼与秘密盗窃说学者讨论

众所周知,在财产犯罪中盗窃罪是最为常见的犯罪形式之一,也因其具有看似清晰的成立条件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而被大家所广泛理解。但本文认为,盗窃罪的成立条件不应包含秘密性,而应该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进而受非法占有目的指引实施盗窃行为。明确盗窃罪的成立条件以及其与抢夺罪,侵占罪的区别,是我们更加深刻的认识盗窃罪的重要前提也是明确此罪与彼罪,罪与非罪的重要保障。     

未成年人盗窃前科能否作为成年后盗窃入罪要件——以一盗窃案例为视角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未成年人犯罪形势愈发严峻并呈高发态势,其中盗窃罪是未成年人最常见的犯罪种类之一,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盗窃前科能否作为成年后盗窃入罪的要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     

盗窃自己所有的财物也是犯罪吗

由一则案例引出盗窃自己所有的财物是否构成犯罪的争论,两种不同观点争论的实质在于盗窃罪的保护客体,即盗窃罪保护的客体仅仅是公私财产所有权,还是除所有权之外也保护对公私财产的合法占有。实际上盗窃罪保护的客体不仅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而且还包括对公私财产的合法占有,盗窃自己所有的财物应该构成犯罪。     

论盗窃罪既未遂标准

盗窃犯罪与黑恶势力犯罪、暴力犯罪等相比,表面上对社会危害程度较轻,但实际上由于盗窃犯罪发案率高,形式多样,涉案人数多,社会危害面广,因此对社会的安定团结与和谐稳定存在着极其消极的影响。为了更有效的打击犯罪,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同时减少实际操作中遇到的困惑,提高案件的办理质量,笔者结合司法实践,对盗窃犯罪既未遂究竟如何认定进行了一些思考。     

论盗窃未遂的罪与罚

《刑法》第23条对未遂犯处罚的规定并未得到司法实践的严格遵守,盗窃罪未遂在实践中分为可罚的盗窃未遂和不可罚的盗窃未遂;犯罪未遂的处罚根据有客观未遂论、主观未遂论及印象理论。犯罪未遂通常并不能被视作情节显著轻微的行为,可考虑犯罪未遂与行为未遂概念的区别。对盗窃未遂处罚规则应当进行重构,不可罚的盗窃未遂应限定在未达到法定数额之盗窃未遂、指向财物数额较大但情节轻微的盗窃未遂,以及情节轻微的扒窃未遂三种情形。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之未遂原则上可罚。     

对现实负责为未来着想——对229名未成年人犯罪的调查与思考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一个突出问题．他们常常三五成群．寻衅滋事、盗窃、抢劫、强奸．已成为案件的高发群体。     

盗窃网络虚拟财产行为定性的教义学分析——兼与刘明祥教授商榷

通过刑法规制盗窃网络虚拟财产的行为已经取得基本共识,但是以何种罪名论处还存在较大争议.虽然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论处是较为有力的主张,但将其贯彻到底,不仅在入罪逻辑、法益归类等问题上存在不足,而且难以保证特殊情形下处理结论的正确.从教义学的视角展开具体分析,可以明确网络虚拟财产在民法上属于物权的对象,在刑法中属于财物的范畴,且属于无体物形态;通过对刑法第264条与第265条的关系进行梳理,可以明确刑法第264条在规范上并未否定盗窃罪的对象包括无体物.通过解构刑法第264条的具体内容,可以通过“数额型盗窃罪的量刑规则”以及“情节型盗窃罪的量刑规则”来具体确定盗窃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以及量刑幅度.     

网络盗窃及其刑法评价

网络盗窃是在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侵入他人网络账号,排除他人对该账号的使用,窃取账号内的金币、装备等的行为。我国刑法没有明确规定网络盗窃罪,导致网络盗窃行为在实务中定性不一,司法实践中有将网络盗窃作为民事侵权处理的,也有以计算机犯罪、侵犯财产犯罪予以定罪的。从刑法谦抑性和精细化角度出发,宜将网络盗窃行为依不同行为人、行为对象、行为模式进行分类,进而更准确地在法律上对网络盗窃行为进行评价。     

旬阳县棕溪镇人大践行群众路线为民解忧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棕溪镇人大紧扣镇情实际,创新工作方式,深入一线了解群众需求,走村入户征求群众意见,解决群众实际困难,确保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实效.第一、围绕四个重点,规范代表履职.一是扎实推进“双联系”活动,按照每名代表联系10户选民和每名主席团成员联系10名代表的要求,建立联系台帐,实行经常联系与定期走访相结合、上门入户与定点接待相结合、了解情况与宣传政策相结合的“三结合”方式,拉近了代表与选民的距离,树立了代表良好形象.二是切实做好承诺述职,年初,每名代表根据代表小组工作重点和个人实际,向选民做出书面承诺,与代表小组长签定承诺书,接受选民和代表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