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国刑法实施报告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伟大日子。70年来,在中国的刑事法治建设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中国刑法学在始终恪守重视基础理论的总结、创新与完善的基础上,亦更加主动地回应社会现实关切的热点、疑点、难点问题,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凸显出刑法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功能,弘扬了新时代我国刑法学鲜明的问题意识与自主意识。相较以往,2019年度刑事犯罪在涉众型、风险型、科技型等领域较为突出,呈现出涉案金额巨大、危害面广、手法多样且不断翻新等特点。2019年度刑法实施报告主要将以下七个板块作为研究重点:新中国成立七十年刑事法治和刑法理论的变迁与反思、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与完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人工智能时代刑法挑战的前瞻应对、互联网金融领域腐败犯罪治理防范问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体适用问题及民刑交叉、行刑衔接等问题。     

丘濬提出劳动价值论辨析

丘濬没有提出劳动价值论,他只涉及到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功力与价格的关系、等价交换原则,但这些都与劳动价值论有理论抽象上的差别。丘濬在义利关系上采取中庸立场,主张"以义为利,以礼制欲",君主"操利之权,资以行义"。对于纸钞,丘濬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为了解决钱伪钞多的问题,丘濬提出了建立银本位制的构想,以银为上币,钞为中币,铜为下币,通过铜钞之间的收购来解决铜或钞过多的问题,但这一想法是行不通的。丘濬主张"藏富于民",认为"民自为市",便可做到交易公平。这种主张与近代西方的放任主义有相近之处。     

永远为人民放歌

听到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消息非常振奋,当时我正在南京开会。座谈会召开后的当天晚上,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和叶辛也赶到了我们的会议上,一见面,他们兴奋不已,生动描绘了现场聆听总书记讲话的情景。还记得几年前我们前往法兰克福,那一年的书展,中国是主宾国。习主席在默克尔的陪同下,偕百名中国作家来到会场,当时会场上热烈的景象至今历历在目。习主     

艺术场馆,对世博会遗产的开发利用

两馆的落成开放,无疑将成为上海的文化地标与城市名片,成为上海市民分享中外艺术家创作成果、提升文化素质的大课堂。大师们终于有了长期陈列的专馆2010年上海世博会给浦江两岸留下了大笔遗产,其中分量最重也最令人注目的就是场馆,它们的开发利用,在房地产调控的形势下令外界猜测颇多,其实上海市政府早有预案。世博会结束不久,关于中     

承担使命 回应需求 写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即将实施之际

从“刑事责任年龄降低”到“冒名顶替入刑”,从“抢夺公交车方向盘入刑”到“高空抛物入刑”,从“长春长生疫苗事件”到“现实版药神案”……随着2020年12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十一)》〕,上述社会热点话题得到明确回应。     

从社民党到民左联党:波兰左翼政治力量演变的基本轨迹

在剧变后波兰左翼阵营中,由原统一工人党演变而来的社民党占据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发挥了中坚作用。以社民党为核心的民左联不仅顶住了来自右翼的打压,而且赢得了总统和议会大选的全面胜利,波兰因此成为东欧地区“左翼复兴”的领头羊。1999年,民左联党的建立是波兰左翼政治力量发展的重要里程碑。然而,新的统一政党的成立实际上具有双重效应,在壮大左翼整体力量的同时,又对左翼未来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从社民党到民左联党及其后的演变,实际上勾勒出波兰左翼政治力量发展的基本轨迹。     

“一七三”工作模式 实现矛盾不上交

织就一张网、完善七项制度、规范三个工作流程,甘肃省靖远县刘川镇人民调解委员会顺应时代新要求,以规范促发展,按照"调防结合、以防为主"方针,探索建立"一七三"工作模式,开展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助力实现矛盾不上交。近两年来,刘川镇调委会共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529件,调解成功率99.6%,纠纷涉及金额210万元,实现了...     

信托纠纷中“刚性兑付”问题探析

201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会议纪要》）第九十二条规定,不论何种形式的保底或刚性兑付条款均无效。但在该会议纪要发布后,不断爆发的信托兑付危机使得刚性兑付问题引发了各界的强烈讨论,对刚性兑付的性质认定、法律适用、责任承担等问题各地法院裁判不一。笔者认为在认定是否构成刚性兑付以及各方当事人过错时,需运用穿透性审判思维认清案涉法律关系的实质,综合考量案涉交易结构的主导者和受益者、信托公司是否具有多重身份、信托资金的最终流向、当事人的缔约目的和信赖利益等因素。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中被害人问题的探析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罪名已经适用十年有余,从司法实践的反映情况来看,目前存在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被害人制度的缺失。在当今社会上,很多的所谓投资项目其实都是传销的模式体系,老百姓不懂,被诱骗将血汗钱投入其中,结果案发,血本无归,由于在该罪名中被害人制度的缺失,导致即使扣押到巨额的涉案款,被害人也得不到退赔。传销案件一般都是涉及面广,涉及全国范围,人数众多,几十万、几百万,有的甚至千万人,容易引发全国群体性事件。因此,完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被害人及退赔制度,已是当务之急。本文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犯罪构成、被害人相关问题及被害人损失退赔问题进行探析,以此希望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能尽快完善相关的制度。     

从实证角度分析“民转刑”命案特征及预防

“民转刑”命案通常是由民间私怨不断升级,怨气长期积累导致一般的民事纠纷转化为具有严重后果的刑事案件。这类案件从矛盾发生到出现刑事后果具有较长的期限,外界力量有足够的时间、力量去干预纠纷,化解矛盾。“民转刑”命案在犯罪学上就犯罪预防来讲有着充分的研究价值,一方面从“民转刑”命案的一般特征进行分析,进而探寻该类案件的预防基础;另一方面从纠纷解决机制上增强调解的社会效用,将可能升级成“民转刑”的案件及时“灭活”,减少此类案件的发生,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