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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大代表施进浩:上海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应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张江十条"政策,总结推广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借鉴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鼓励支持更多国家重点项目在上海落地,促进科技成果就地转化;鼓励、引导中央在沪科研机构联合高校、企业建立更多的国家级工程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抢占技术制高点。     

全球服务外包中的知识转移与我国服务业升级

国际服务外包已成为世界服务业转移和跨国公司调整全球布局的重要方式。世界服务业转移和国际服务外包过程中也同时伴随着知识转移,这促进了承接产业转移和服务外包的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让“包容”成为国人的一种价值取向

包容是中国人的价值取向。随着包容这一价值取向的深入人心，中国人一定会成为具有世界眼光、国际思维、全球视野、人类胸怀和民族情谊的包容度极高的大写的“中国人”。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区域产业集群升级的机理分析——以辽宁装备制造业集群为例

产业集群升级与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升级二者概念与内涵并不等同,产业集群的升级或提升应被看作产业升级的一种形式。影响产业集群升级的内部因素主要是企业能力因素,外部因素主要是集群环境因素。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看,辽宁装备制造业集群被锁定在整条价值链的中低端,迫切需要通过产业集群升级来提高经济效率和效益。辽宁省装备制造业集群升级中应选择集群式创新、推进集群资本运行、发展集群学习实现集群技术能力升级、利用集群外向关联实现集群外向关联的发展路径。     

关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三个问题——基于习近平相关论述的分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是大势所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变化,经济全球化遇到一些逆风和回头浪,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出更高要求;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求我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针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存在的突出问题,习近平明确提出并全面阐释了"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为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指明了方向.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要在提高制度性话语权方面持续发力,推动和完善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推动新兴领域经济治理规则制定,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为我国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打造重要平台.     

智能推送、政治极化与民粹主义: 基于传播学的一种解释路径

基于大数据及算法技术的信息智能推送推动了信息传播业的深刻变革。其初衷是优化受众阅读体验、简化其信息检索与甄别流程,然而却有可能导致"信息茧房",以及用户信息接收与观念表达极端化。传统新闻业构建社会共识的努力逐渐式微,网络用户政治极化趋势愈发明显。形态各异的全球民粹主义浪潮对世界和平发展造成威胁。被政治集团利用从而影响乃至控制公众观念的智能推送,打破了信息传递与接收的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民粹主义进程。从智能推送到信息茧房,再到群体极化与社会运动,算法对新媒介环境中的民粹主义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文尝试从传播学角度阐释这一现象,提供一种新的解释路径。     

刘晓明大使接受中国国际电视台专访

2020年3月26日,刘晓明大使在使馆接受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记者纳维德 贾巴吉尔专访,就新冠肺炎疫情及全球应对阐述中方立场。同日,该台《国际商讯》栏目播出专访内容。专访实录如下.     

华艺照明打造世界灯饰品牌

企业名称:中山市华艺灯饰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愿景:成为全球化的综合性照明领导品牌品牌主张:健康光好生活华艺照明创立于1986年,雄踞"中国灯饰之都"中山古镇。30余年的励精图治,华艺照明已从单一产品的生产供应,发展成为一家致力于为全球用户提供系统化、个性化照明解决方案和专业服务的综合性照明企业,产品应用路线覆盖商用照明、家用照明、高端酒店照明等产品及解决方案。     

全球化张力下的激进政治:资本、国家与人的内在冲突

近年来世界各国在全球化的压力下出现了政治思潮的快速"变异",表现为支撑战后全球经济增长和世界秩序大致稳定的世俗政治意识形态陷入危机,激进政治、民粹主义、极端主义等原本处于政治光谱边缘的思想主张大行其道。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制造了"超级阶层"和"下沉阶层",货物和资本越来越自由的流动导致经济活动从政治社会体制中"脱嵌"。现代国家的执政者既要努力保持本土市场对人才和资本的吸引力,又必须有效解决因此产生的收入差距和其他社会代价。精英群体更容易看到前者的必要性,而普通民众对后者也存在迫切的需求,在民主实践中,精英和民众之间的巨大分歧经常形成相互否决的局面,而新自由主义对国家功能的严格限制,又进一步削弱了政府在维持市场合法性方面的能力。在资本的压力下,左右为难的国家内部不可避免地催生"出局的人"。单一国家应对全球性危机的能力越有限,"出局的人"对强硬手段和激进政策的渴求就越强烈。整体而言,世界范围内激进政治的高潮迭起反映了在如何应对全球化代价问题上政治解决方案的匮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