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富强宪法的理念传承与文本表征

中国近代以来的立宪政治运动与富强的国家政治诉求关联密切。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制度文明的过程中,从清末时期的"维新富强观"到民国时期的"共和富强观",都没有摆脱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主义"的羁绊,这塑造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宪法权力结构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受国内外政治环境和政治理想主义的影响,走了一条"强国家主义"的道路。及至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才转向政治现实主义,并在经济领域率先实现了从"强国家主义"向"弱国家主义"的转型,而这使得富强的含义及其在宪法中的地位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富强"成为以"物质文明"为内涵的首要"国家任务目标"。     

论法治社会理想的重构--从自由资本主义困境的突破说开去

对法治社会理想的分析是置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重大转型期即 19世纪中叶至两次世界大战前后 ,资本主义主流社会发展进路中面临的困境及对困境的突破的大背景下展开的 ,认为西方资本主义主流社会的法治社会理想的出现和实践进路是社会矛盾的历史冲突中现实的选择。中国法治社会理想的建构和实践同样不能背离中国的国情和历史 ,而亟需解决的问题则是国家和法价值观念的重构。     

第三条道路:社区主义理论与实践

在西方,随着20世纪70、80年代诸多危机的加深,很多社会问题通过市场和个人难以得到有力解决,也难以通过国家得到有效解决。这催生了一批社会学者和政治学者的思考,认为国家和市场并非非此即彼,在国家和市场之外,还存在社区这一"第三部门"。他们以"社区主义者"自居,掀起了一场"社区主义"运动,形成了"社区主义"理论学派,并号召走第三条道路——以"社区至上"为特征的"社区主义"之路。社区主义理论在西方产生了重要影响。了解和研究社区主义,不仅能打破国家和市场/个人的两分,也能为中国社区的重建与振兴提供参考。     

怎样保护人伦情感的神圣空间

“常回家看看”被写进法律,是一件值得警惕的事情。因为,在私密的人伦情感和公共的社会生活之间,需要有一道清晰的界限。法律的全能主义冲动,令它从规范公共领域的本来领地中溢出,它的理性佞妄让人伦情感进入控制范围,     

郑州推行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

据悉,自1983年以来,郑州市先后进行了5次政府机构改革。郑州市市长赵建才说：这5次机构改革从当初简单的精简机构、减少人员,逐步发展成为深层次的转变职能和改革管理体制。“实现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从管理政府到服务政府、从权力政府到责任政府的三大转变。”     

费希特国家主义学说及其影响

费希特是实证主义法学的奠基人,其思想深受康德的影响,他的思想被萨维尼理论化以后传承给奥斯丁,并形成了西方实证主义法学的基本思想。而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及德国文化的传统特性,使他的政治观点体现出很强的民粹主义倾向,从而对当时形成的德意志法西斯政权产生了很多的影响。     

国家法难行之源：国家主义抑或人本主义——从“依法收贷案”切入

以前有关“依法收贷案”的研究文章都认为这里的“法”就是“现行国家法”,但对此案细致分析发现并非如此,而是“王法”即中国传统法。中国国家法自古至今有一种严重的国家主义倾向（而今表现为一种现代化倾向）,缺乏一种现代法律所需要的人本主义精神因素,因此,国家法只得到了国家外部力量的推动,缺乏内部力量的驱动,其社会化动力不足。其社会化程度远低于中国传统的“法”与“德”,最终被“王法”置换,为中国传统的“德”所打败。     

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演绎与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

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是在国家控制力极强、乡村社会自治性极弱的政治格局下,基层民众被迫执行国家一系列非理性政策的结果.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表现为单方面的国家权力下沉态势,地方社会的自治性不断削弱.随着1949年新政权的建立,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与深度,二者演变为控制与被控制、挤压与被挤压的极端不对等关系.在此状态下,国家权力极度扩张而发生非理性的行为,乡村社会"缓冲地带"消融,面对外界的过度索取失去免疫力,无力抵抗,最终酿成农业危机.     

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的资金互动

商业银行资金有序进入资本市场,资本市场资金以适当方式流向商业银行,这是现代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之间资金的良性互动,必将带来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的协同发展。然而,目前在我国分业经营的框架下,银行业和证券业的相互分离,导致资金在两个相互隔离的市场上流动。要实现我国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之间资金的良性互动,可以借鉴美国和德国的部分经验,循序渐进地推动。     

“帝国主义”还是“大国家主义”：大革命时期“Imperialism”的概念争论及其政治考量

在近代中国,对“Imperialism”的翻译是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冲突的场域,与动荡中变化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密切关联。大革命时期,张闻天、余家菊、刘文海对“Imperialism”翻译问题的争论,实则是意识形态斗争场域中的政治角力。三人都希望藉讨论“Imperialism”的翻译问题,发表各自的政见,实现对大众尤其是知识青年在思想舆论层面的话语引导。“Imperialism”与“帝国主义”的互译性趋于稳固的外在标志是五卅运动,内在线索是民族主义观念上的“帝国主义”和马列主义概念中的“帝国主义”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