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理论下的警察法治建设

平衡理论本质上体现了法哲学研究模式的新发展,它既属于认识论范畴又属于方法论范畴。以平衡理论为前提研究警察法治建设需要从警察法治建设中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警察权入手,理清二者的关系,并对平衡理论下警察法治建设的前设问题进行研究。针对这一问题,需要结合我国目前法治建设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提出完善警察立法的建议,创新公安机关侦查工作机制,扩大公众参与警务活动程度,加强对警察行为的制约与监督等。     

域外流域立法的经验与启示 ——基于《长江保护法》的立法考量

《长江保护法》是我国首部以国家法律形式为特定流域而制定的法律,是以水资源保护开发为中心的开创性立法。基于环境资源的共同自然属性,借鉴域外流域立法经验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历史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域外流域立法经验,《长江保护法》立法可以从中获得三个维度的启示:一是树立长江流域综合生态系统理念。运用多学科知识与方法,政府、企业和个人等多主体参与,综合考量环境、经济和社会价值,把长江大保护纳入长江流域综合生态系统中来进行立法。二是为长江大保护引入市场机制。基于"污染者负担"原则,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将长江流域环境资源的使用、污染、补偿、恢复等纳入到一个可持续的生态循环。三是扩大长江大保护的公众参与。《长江保护法》的起草、审议、落实等都要丰富公众参与的途径和形式,保障其表达权、建议权、知情权、监督权,确保人民的长江"一江清水向东流"。     

重大疫情下的公众心理调适——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例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使得公众的心理问题成为了一个显性问题,而公众心理与疫情的有效防控密切相关。因此,分析、引导和调适重大疫情中产生的公众心理问题,对于战“疫”的胜利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公众容易产生恐慌情绪、焦虑心理、消沉心态和认知偏激等心理问题,引导公众自我调适、重视组织内部调适和加强社会总体调适,有利于解决疫情中出现的公众心理问题,从而为全面战胜疫情提供心理上的支撑。     

临沧市宣传文化系统三个"第一时间"抓实疫情防控工作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云南省临沧市宣传文化系统紧紧围绕"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的要求,坚持三个"第一时间"抓实疫情防控工作。第一时间部署落实。成立由中共临沧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担任组长的市委宣传部应对疫情宣传舆论引导工作领导小组,及时研究安排临沧市疫情防控宣传舆论引导任务,部署机关疫情防控工作,扎紧全市宣传文化系统疫情防控思想篱笆。采取"支部+党员+干部"模式,成立临时党支部26个、组建舆情检测队1支,出动党员干部600余人,其中党员450余人,做到哪里有疫情,哪里就有宣传文化系统党员干部,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及时准确传递信息,增强防控意识、提高防护能力,消除群众恐慌发挥重要作用。     

别让恶劣暗示传染开来

曹林在2008年11月12日的《中国青年报》上撰文指出：重庆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已经平息,重庆市化解冲突的善治赢得了舆论的赞许。但这毕竟是在罢运压力下的被动倾听。这种被动倾听会在舆论中滋长一种暗示：正常途径反映问题无人重视,而一闹领导就会高度重视,动静越大、影响越大,越会触动领导的神经,越能增加与政府谈判的筹码。     

为加快海西建设营造良好外部舆论环境

当前,我省各级外宣部门要围绕贯彻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入开展“海西风采展示年”活动,进一步加大外宣工作力度,为海西加快海西建设营造良好外部舆论环境。     

关于完善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思考

行政决策听证制度是保障公民权利的一种重要协商民主形式。随着听证制度在我国行政决策过程中的广泛适用,其自身的制度缺陷也越来越暴露,进而直接影响到听证的作用和效果,必须进一步加以创新和完善。     

公众参与背景下多源流理论如何更好解释中国的政策议程设置？——基于多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政策议程设置是一个充满模糊性的场域,这种模糊性被称为“刻意的模糊性”,隐含着政策操作的内在逻辑,整个政策过程也被比喻为德尔菲神谕的传递过程。公众参与作为打开“政策黑箱”和破解模糊性的一把钥匙,契合了政策世界的多元性与复杂性。文章基于多源流理论模型,对既有文献进行挖掘,架构出影响公众参与的五个关键要素,即参与意识、参与能力、价值取向、参与渠道和政府形象,并采用多案例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和个案检验方法,分别考察公众参与要素内输入源流的配适性和不同要素的实质效力。研究发现,公众参与的五个要素对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等三股源流的流量、流向和水质有着不同的影响机制和影响路径,并且构成源流发生变迁的必要条件也有所差别。公众参与要素在源流运行中发挥着要素牵引的功效,牵引着问题源流触发议程设置、使漂浮的意见主张落入“政策原汤”和促使领导重视并开始介入,呈现“问题—压力—回应”到“参与—互识—俱进”的逻辑轨迹。在公众参与背景下,三股源流逐渐趋于耦合,从而打开政策之窗,建立政策议程,促使源流图谱发生变迁。     

走向更有序的公共行动：数智时代公众政策参与的质态变迁

数智时代的到来既推动了社会秩序和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也重塑了公众政策参与的秩序,为获取“民意最大公约数”创设了更多的条件。大数据因其相关性的思维方式、“允许不精确”的数据逻辑和全样本的数据采集方式生成了意见聚合的新能量,云计算平台、网络载体与应用软件生成了话语表达的新动力,区块链、虚拟现实与数字孪生技术成为生成行动秩序的新载体,但是仍需对数智技术在理性失灵、公众参与衰落及公众地位差异等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保持警醒,从而使其在公共政策参与行动的秩序层面产生增量,实现技术工具性与治理目的性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