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识经济社会微观公共权力的法律规制

本文分析了知识经济社会中微观公共权力的法律规制问题。即如何认识知识生产中的微观公共权力性质和法律责任;法理学如何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立场出发,把握知识生产、科学发展与微观公共权力之间在人类实践基础上存在的制度同一性关系;法治如何切入这种制度性关系,创造适应知识经济社会的新的法律规则;从组织结构、正当程序和规则设置等各个“细小环节”上促使教育科研中的微观公共权力合理、合法运行。     

公共危机协同治理中的社会资本研究

加强公共危机治理,维护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恶性社会资本是公共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良性社会资本在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各个阶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抑制恶性社会资本,提升良性社会资本,构建公共危机协同管理体系,培育公民的志愿精神,发挥民间组织和公民社团的作用是化解公共危机的有效途径。     

论危险责任及其立法

损害赔偿责任,依其是否以加害人有过错(过失)为要件,主要可区分为有过错之加害行为及无过错之加害行为。因其间在事实特征上存在有过错及无过错之区别,其规范需要因此可能不同,而在规范规划上必须区分为二个类型:将有过错之加害行为规定为侵权责任;将无过错之加害行为规定为危险责任。分别按其类型特征规划其赔偿责任之成立要件及理赔的方法。德国立法例采侵权责任与危险责任在不同法典并立的立法模式,而中国立法例采合并立法之模式,将侵权责任与危险责任一体规定于《侵权责任法》一部法典中。《侵权责任法》第6条及第7条虽分就有过错之加害行为及无过错之加害行为加以规定,但未因此分别称为侵权责任及危险责任,而通称为侵权责任。并就无过错之加害行为,基本上亦规定其加害人"应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其规定之有过错之加害行为及无过错之加害行为的责任要件虽然不同,但并无特别凸显其应有不同之法律效力的规定。特别是对无过错之加害行为的责任,并未一般地附以责任限额及强制责任保险之配套要求。该种不同,将来在其适用之实务上的发展究竟产生什么影响,今后在比较法上值得注意。     

论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对《刑法》第120条之六的解读

作为《刑法修正案(九)》新增设的罪名,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的设立,回应了惩治暴恐犯罪的现实需求,严密了惩治暴恐犯罪的刑事法网,反映了从严惩治暴恐犯罪的要求,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从构成特征上看,其犯罪客体是复杂客体,一方面表现为对公共安全造成侵犯的威胁或危险;另一方面表现为对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管制秩序的侵犯。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物品,情节严重的行为。犯罪主体是自然人一般主体,主观方面是故意。在认定和适用本罪时,需要严格把握政策精神,注重法律衔接适用,准确认定犯罪界限,同时还要依法处理自首、坦白等具体问题。     

经济犯罪出罪事由的法教义学分析

面对经济犯罪复杂情况和司法实践严峻形势,亟待对经济犯罪出罪事由理论展开法教义学研究和探讨。经济犯罪出罪事由是指在经济犯罪刑事司法活动中据以判定某一经济行为不认为是犯罪或不予刑事处罚的某种特定事由。根据不同的标准,经济犯罪出罪事由可以划分为基本类型、特有类型、抽象类型、程序类型以及其他类型等五种,并呈现出多样性、零散性、独特性和开放性等鲜明特征。当前,我国经济犯罪出罪事由的司法适用现状并不理想,未能收到应有的出罪实效,急需发展与完善。     

从国际法角度论多边贸易自由化与国内公共健康政策的冲突和协调

WTO成员以公共健康为口号发起的贸易限制措施与各国在WTO下的贸易自由化的义务存在着冲突。GATT/WTO的有关规则和实践显示出多边贸易体制对国内公共健康政策的态度从“忽视”到“有条件肯定”的演变过程。具体来说,GATT时期的规则和争端解决实践不利于国内公共健康政策的实施,而WTO时期出现了有利于国内公共健康政策实施的变化。在WTO现行体制下,各国在实施为公共健康目标的贸易措施时,应符合特定目标的合法性、目标与手段的一致性、目标与手段的相称性等一般要求和相关的具体要求。     

浅探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

我国正处在一个公共危机多发时期,政府单一管理的模式已不足以应对,非政府组织作为社会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是公共危机治理的关键主体。就目前来看,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参与公共危机的治理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和困境,作用远远没有得到发挥。本文对以上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公共危机与领导干部危机公关能力的提升

公共危机事件频繁发生是由多方原因导致的,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实施公共危机管理,公共危机管理最核心的部分是提升领导干部的危机公关能力。为此,必须提高领导干部掌握危机公关的策略、方法和技巧,提高公共危机预测和善于正确处理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以保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