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当前不容任性

2月2日晚,江苏省徐州市警方微信公众号对外发布消息称,张某因刻意隐瞒到过疫区,还多次前往公共场所乱逛,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立案侦查,并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样的事情在疫情防控期间并非个例。     

新加坡"佛系抗疫"的策略及特点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新加坡政府采用了与国际社会相当不同的"佛系抗疫"策略,是其在独特的地缘、历史和政治经济发展条件下的精心选择,核心是实现尽可能"保经济发展,稳社会秩序",以科学证据为基础,循证抗疫.新加坡的抗疫策略总结起来就是"外松内紧,可防可控"."外松"表现为所有措施都以尽可能不打乱商业和生活秩序,不影响经济发展为核心目标,不大规模地进行社区隔离、不叫停大型商业和社会聚集活动、不停课、不停学."内紧"表现为进行有步骤的精细化管理,以事后纠错为主.尽管国情完全不同,新加坡抗疫策略对当前我国进入后疫情时代,如何循序渐进恢复经济生产,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刑法文本中的“公共财产”与“公共财物”研究

我国刑法文本中同时存在着“公共财产”“公共财物”这一对相似的概念,导致人们对这两个概念难以形成清晰和统一的认知,进而影响刑事司法实践中对贪污罪条文“公共财物”这一概念的准确理解和适用。单从概念上进行分析,“公共财物”和“公共财产”的内涵都具有公共性,唯一不同在于外延是否包括财产性利益。但从法律方法视角进行分析,对于“公共财物”这一概念应当作出扩大解释,包括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在内。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司法工作人员通过宪法解释、法律解释、指导案例、裁判说理等法律方法分析路径,可以有效消解这一对相似概念所导致的司法适用困境,更准确地处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落实反腐败工作,实现司法公正目标。     

监狱服刑人员交代余罪问题刍议——处置四个真实案例的启示

余罪存在于服刑人员之中,是影响监狱安全、服刑改造的重要因素。以江苏某监狱从严管控监区处置的四起余罪案件为例,以真实的谈话和笔录为基础,看服刑人员为何交代余罪?交代余罪后民警和服刑人员遇到的哪些问题?对余罪处置、服刑人员管理、协调办案中碰到的问题等无疑具有启示作用。     

新时代社会公共信任建设的伦理基础

公共信任的核心要义是伦理普遍性,实质则是公众对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诸领域伦理普遍性诸形态的信任问题。政治领域公共信任建设的关键在权力,要强化规范性的伦理建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从严治党,确保权为民所用;经济领域公共信任建设的关键是财富分配的正义性,对公权与财富私通、市场主体间恶意竞争要零容忍;文化领域公共信任建设的关键是真、善、美,产业化过度是文化领域伦理普遍性祛魅的直接诱因,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事业发展,确立讲政治、扬正气、促和谐的价值目标;社会领域公共信任建设的关键是伦理风尚,要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气质,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伦理。     

危险的现实化理论在我国的司法运用

在因果流程中,如果实行行为能够被评价为危险现实化了,就能够肯定事实性因果关系和结果归责。危险的现实化包括直接实现型与间接实现型。前者包括不受介入因素干扰的直接实现与受到介入因素干扰的直接实现。后者是指实行行为的危险以介入因素为媒介而得以现实化,包括介入被害人行为、第三人行为、行为人行为。若能够评价为介入因素是实行行为所诱发的,实行行为内含引发介入因素的危险,且介入因素并非异常,就意味着实行行为的危险最终在危害结果中现实化了。通过对危险现实化判断的类型化,建立刑法结果归责的判断模型,是将外来理论学说在我国本土化努力的一部分。     

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北京市应急管理局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关于做好复工复产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的通告(京城管发[2020]28号)

为适应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要求,坚持做好防控工作,积极有序复工复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和本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有关规定,现就做好复工复产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通告如下:一、各单位要运用"北京健康宝",做好员工、顾客、访客、服务提供商、居住人员等的防疫健康信息查验。对持有"北京健康宝"健康状态为"未见异常"的人员,进出商务楼宇、商超、餐馆、工厂、工地、公园景区、各类门店等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进出社区、村等开展复工复产活动,无需提供其他与防疫相关健康证明材料。     

新中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历史变迁与振兴路径

随着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向公共空间建设的重心转移,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成为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建设亟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历史维度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在不同时期的变迁历程,折射出国家制度安排的内在逻辑。探寻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变迁的演进逻辑和动力机制,对于推进当前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振兴具有较好的启示意义。     

涉基因技术行为的刑法规制问题研究 ——以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定性为切入点

关于贺某某编辑婴儿事件的刑法定性问题,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伤害罪、非法行医罪等三种观点。非法行医罪的观点得到了司法机关的支持。依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对贺某某的涉案行为不宜以这三种犯罪论处。面对基因技术的使用已经引发、可能引发的刑事风险,需要对我国刑法的规定进行相应的完善,以弥补法律的空白。为了防止滥用基因技术所造成的危害,需要增设妨害基因管理秩序罪;为防止在人体上非法进行基因试验,需要增设非法进行人体试验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