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社会中的法治与人的尊严

未来法治的命运如何?现代法治深陷智能科技带来的未有之大变局。历史上法治曾面临多种危机,但智能科技将导致更为深刻的尊严危机——从根本上法治是否可能丧失保障人的尊严的基本能力?如果智能科技导致法治与人的尊严脱钩,我们是否还需要法治?我们是否还能守护人的尊严?不论是作为个人的内在价值还是个人自我发展的责任原则,个人尊严都是现代法律的最高价值。现代法律以权利和自由作为基本“语法”,通过法治这套“算法”,实现法律保护人的尊严的承诺。但是,一方面,权利可能被智能科技“架空”,无法成为个人内在价值的正当性基础;另一方面,智能科技可能使人陷入自主性危机,难以成为法律上期许的自由意志主体。智能科技的降临促使我们反思现代社会过度强调的以智性为单向度的个人尊严观,探索一种超越法律文明秩序的多维度文明秩序。     

打通社区治理“末端微循环”

社区治理的"最后一百米"尚未完全畅通,职能部门和公共服务企业在社区内所应承担的职责仍需进一步厘清。建议将职能部门和公共服务企业进一步纳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工作格局,全面打通社区治理的"末端微循环"。近年来,随着北京市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和"接诉即办"等工作的深入推进,城市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对公共危机管理的积极意义

传统行政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行政现代化的积极因素。就公共危机管理而言,这些积极因素主要涉及公共危机管理者素质、公共危机管理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以及公共危机管理效率等方面。这些积极因素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有助于推动我国建设更为完善的公共危机管理体系。     

西方传统婚姻制度的当代危机：历史溯源与法治回应

近代早期以来,西方婚姻日益向世俗化、自由至上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发展,终于酿成了当代西方社会的婚姻危机。这在微观层面上表现为个体婚姻的不确定性、易破碎性和短暂性,在宏观层面上表现为传统一夫一妻制婚姻和婚姻形式多元化的此消彼长。西方这一历程提醒我们：婚姻涉及重大的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任凭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婚姻家庭领域过度发展,将在根本上助长社会范围的权利滥用和道德滑坡,以及婚姻家庭和社会秩序的混乱;有关的理论研究和法治实践应竭力避免价值中立的立场,致力于一种兼顾个人与共同体、私益与公益、自由与秩序、过去与未来的,更顺应天道、更符合自然、更适应人性、也更加稳健的婚姻家庭秩序。     

全球难民危机与难民外交的兴起：土耳其的角色

难民外交是指国家将难民问题工具化用以实现外交目标。难民外交具有道义约束强、议题联系广、地缘政治属性强等特点,主要分为公共型、干预型和交易型三种类型。从2010年持续至今的难民危机对当代国际关系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作为最大的难民接收国,土耳其利用难民问题推行对叙利亚和欧盟的外交议程,主要表现为干预型难民外交和交易型难民外交,通过大打“难民牌”实现自身外交目标。土耳其的难民外交服务于其地缘政治利益、维护大国地位和国家安全等目标,但面临道义与利益的矛盾、目标与手段的错位、意愿与能力的失衡等三重制约,这对认识当代难民政治化、难民与外交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     

“我有一个梦想”——沈阳远大集团董事长康宝华记事

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融危机是一块试金石。当它如洪水猛兽般汹涌袭来并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的时候,企业的成色如何,企业家怎样面对,就显出高低不同了。2008年底,国际金融危机迫使美、日、德等国的一些跨国公司缩减开支,撤离中国的风电行业。但沈阳远大集团却逆势而上,加快进军风电市场的步伐,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风力发电     

社科院专家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五大亮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09年的经济工作最终定调。在国际金融危机肆虐和国内经济急剧下滑的大背景下,“保增长、促发展”成为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主题。会议还透露出哪些信号？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张晓晶进行了解读。     

抢抓机遇开启2010年发展新篇章

即将过去的2009年,是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极为困难的一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和干旱等自然灾害的不利影响,全省上下坚决贯彻中央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总体要求和各项决策部署,变压力为动力、化危机为机遇,全省经济社会实现了又好又快的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的进程向前推进。     

生态安全问题与政府生态安全责任

生态安全问题是对于生态安全足以构成威胁的一种最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生态安全属于公共安全中最为根本的领域或方面.当代政府担当生态安全责任是应对当代生态安全问题挑战、适应当代社会发展先进理念以及当代政府创新先进目标的要求.当代政府必须坚持生态安全责任内容的多样统一和相对优先、生态安全责任形式的多样并举和道德根本、生态安全责任主体的多元合作和政府主导等原则,并不断强化政府生态安全责任的理念基础、制度保障和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