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干部人事管理人性假设的制度变迁与思想渊源

我国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历经了66年的政府管理体制锤炼、转型与升华,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简单的分级分部管理体制到党的十八大报告、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战略,展示了干部人事制度中标准人性假设与特定时代背景下干部实际人性特征从适应、冲突到不适应的发展脉络,推动着干部人事管理的改革,反映了从非人格化的理性管理提升到人性化管理模式的制度转型。未来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将致力于建立一个以公平公正、灵活有弹性、人性化为价值体系的现代型干部人事制度,它将会使公务员职业化规范越来越严格、人才激励制度越来越灵活,并成为人性自利性和公共精神的制度博弈与平衡的过程。     

香港民事诉讼制度改革之回顾与前瞻

香港的民事司法改革历时十年,彰显了民事司法理念的深度变迁,对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新规则自2009年4月2日正式施行以来进展大致顺利,在克服诉讼拖延、促进和解、发展调解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改革终究不是一蹴而就的纸面化改造。在新制度与旧观念相互碰撞又各自发挥作用的时期,如欲推翻法律职业者乃至普通民众的思维定势,变革深埋于制度底层的文化样态,其中的困难同样是显而易见的。     

战后日本社会思潮的变迁

社会思潮是特定社会在特定时期内形成的有广泛影响力的思想潮流，根源于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的变化，反映一定人群的利益和要求，并对国家的内外政策和社会的未来走向产生深刻影响。     

浅谈维吾尔族麦西莱甫在城市中的变迁

随着城市的高速发展,城市人口的不断聚集,维吾乐族的麦西莱甫也随之从农村走向城市.本文通过对民间麦西莱甫、城市麦西莱甫之间的对比、分析,探寻其发展、变异的规律,并对城市麦西莱甫做出相关阐释.     

保护传承民族文化 实现旅游经济价值

随着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全面推进,海南昔日相对闭塞的少数民族地区正面临着外来文化的不断冲击,民族文化变迁日益加剧。如何有效地保护海南少数民族文化,是国际旅游岛建设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海南国际旅游岛提升旅游品质、增强吸引力和提高竞争力的关键因素。笔者认为,只要科学处理少数民族文化与旅游经济之间互为依托、互相促进的关系,就能使民族文化     

论公共理性的哲学内涵及其对公共行政创新的价值

近年来，公共理性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要深入理解公共理性丰富的哲学内涵，就必须从理论源头开始梳理，深入了解公共行政需要公共理性的原因．以及在实践中运用公共理性的原则。我们应当重视公共理性的价值，并在公共行政创新中遵循其原则。     

局限与应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研究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理性选择的视角理解政治生活与政治制度,其制度变迁研究受到理论资源的深刻影响。理性选择理论是该流派的理论内核,塑造了制度变迁的典型解释,后者具有功能主义、非历史性、集体利益导向、忽略观念性因素、低估权力不对称等缺陷。理性选择理论的修正、新制度经济学等分析工具的引入则催生了制度变迁的多样化解释,在不同程度上克服了典型解释的缺陷,并提升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对非正式制度、制度演化、内生变迁的研究潜力。未来的研究必须处理好制度功能与制度生命力、理论内核与理论边界的关系。     

中共四中全会核心议程变迁

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29日的决定，“依法治国”成为会议的主要议题。而经过一年多的反腐，相关的人事变动，也成为重要看点。“依法治国”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最早于1997年中共十五大上提出，配套的还有著名的四条解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去年11月公布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依法治国”被重提，表达方式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审判中心与证据法：一点浅思

关于“审判中心与证据法的发展”这个题目，我的看法是：审判中心及其所可能引发的程序结构变迁为证据法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空间或者说新的推动力，但这其中也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
　　首先，就审判中心主义即证据法发展的空间或推动力而言，我觉得我们还处于想象之中。现在我们对审判中心主义的基本意涵和实现路径还有争议，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学界和实务部门对此尚未达成共识。一个明显的表征就是：围绕审判中心主义所进行的地方性试点改革也呈现出较大差异，尤其是涉及到一些具体的、技术性的程序规则和证据规范就更是如此。甚至包括最早推进庭审实质化试点改革的成都中院，大家都还在继续探讨而根本没有对此作普遍推广。前段时间笔者参加了一个司法改革研讨会，有领导明确表示：“怎么搞审判中心主义，推进以审判为中心，实际上各家都还有不同意见。至于怎么做，也是不成熟的。”既然在如何理解和推行审判中心主义这个逻辑前提上都有不同意见，很明显我们探讨证据法应如何发展的时机还不太成熟。所以，我认为这个题目至今仍处于发挥主观想象力这样一个阶段。就此而言，学术界和实务界仍然需要围绕何为审判中心主义，如何实现审判中心这一命题上进行深入的对话与探讨，以期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从而厘清我国证据法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逻辑起点。     

高等教育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变迁

鲜有研究分析高等教育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尤其是对比分析不同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对社会信任影响的动态变迁过程。利用线性概率模型对CGSS2003和CGSS2013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2003年和2013年,高等教育对社会信任的形成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具体作用机制存在显著差异。2003年,高等教育以其经济效应机制和非经济效应机制作为影响社会信任形成的重要途径;而2013年,高等教育的影响主要通过非经济效应机制——提升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认知来作用于社会信任的形成。结果说明,中国已经很好地释放了高等教育的经济效应,并且正在向释放高等教育的非经济效应转变,这对我国的高等教育建设和社会信任的培育有重要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