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西族文化变迁中的非均衡性

文化变迁是一场纷繁复杂、生动万千的过程 ,不是某种文化在同一时间全部发生变迁。从纵向看 ,文化变迁的速度越来越快 ;从横向上看 ,文化变迁始于文化中某个成分的变化。一个民族与周围民族的交往 ,往往会打破其文化运作的均衡状态 ,又终因文化的整体性特征而形成新的平衡。由于民族间及国家间交往的频繁 ,文化变迁中的自变量越来越难以预测     

新公共管理视野中政府管理的理念创新和模式优化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蓬勃兴起,对我国政府的管理理念与管理模式提出了创新与优化的时代诉求。实现从管制理念到服务理念、从权力本位理念到责任本位理念、从数量理念到质量理念、从人治理念到法治理念的转变,是政府管理理念创新的主要内容。政府管理模式的优化主要体现在政府与政党、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中央和地方等关系的处理上。     

民主·权威·合法性民主·合法性·制度变迁——论小康社会下我国政府合法性的重构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仅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其能否实现的重要保证。而我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也取决于政治制度本身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在由传统社会向后传统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我国政府面临着政治合法性危机。因此,必须设法考证新形势下我国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并努力通过制度变迁来重构我国政府的合法性。     

公共管理的理论源流与变革

通过“新公共管理运动”而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范式中分化出来的“公共管理”，体现了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整合。传统的公共行政，以韦伯的官僚制来破解庇护主义，以政治／行政分开来化解政党分肥，以官制度来建构行政组织的基本规范，以泰勒主义来保证效率行政的主导地位。这种行政改进逐渐变成公共行政中的教条主义。结果，官僚制成了官僚主义的代名词，政治／行政两分成了“两张皮”，官制度变成了族主义，效率主导变成了缺乏效果的效率。求解这些疑难导致了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向“新公共管理”范式的转移。而突出公共性、现代性和综合性的公共管理的理论建构，就是以公共行政为底色而对新公共管理或管理主义、政策分析以及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公共治理理论的一次理论整合。     

在全球化背景下看中国公共行政改革

公共行政改革浪潮从上个世纪 70年代便席卷全球 ,中国作为其一分子 ,具有改革的共性因素 ,同时 ,由于国情有别 ,在一些可借鉴因素上也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国外行政改革的新动向、新事物给了我国行政改革许多启示     

浅谈“公共管理”、“行政管理”与“公共行政”

公共管理兴起于西方公共行政学领域 ,作为一种新兴理论至今在学术界未得到统一明确的定义。传入我国后 ,大多数人对将其和原来的“行政管理”概念内容混淆起来。而中国的“行政管理”本身也与西方的“公共行政”有着概念上的模糊 ,对此必须加以澄清 ,方能有利于研究者和学习者正确的理解     

经济变迁对网络犯罪形成之基础性作用研究

网络犯罪作为一种新型的犯罪，是合力作用下的产物，但经济变迁于其中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一方面，经济发展推动下的技术革命为网络犯罪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中的不平等及其所导致的政治上不平等，极大诱发了社会矛盾的激化，而网络正以其自由的特性成为矛盾宣泄的所在。     

中国公共行政监督机制现状分析与对策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 ,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化公共行政监督体系 ,并在诸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公共行政监督机制还不完善 ,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 ,影响了公共行政监督的力度和效果。本文对此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并就当前如何完善中国公共行政监督机制 ,提出一些对策思考     

从回应到协作:治理、公民与未来的公共行政

新公共管理运动要求政府和公共机构将公民当作客户 ,积极回应公民。这隐含着把公民视作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被动接受者的危险 ,忽视了与公民之间开展协作。作者对这一做法提出质疑 ,强调要加强政府和公共机构与公民以及其他社会参与者之间的协作和伙伴关系     

对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思考

20世纪 70年代末以来 ,我国政府职能处于不断的转变之中。其本质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 ,政府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问题构成了政府职能转变的主线 ,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构成了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内容 ,但其中依然存在着一系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