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性非政府组织的组织能力及政府的作用——以德国环境标准化协会为例

公益性非政府组织的特征是为社会提供公益性公共物品,并因此履行着“为国家减负”的功能。德国环境标准化协会的经验表明,非政府组织履行这一功能的前提是克服它所面临的一系列组织问题,而这反过来又需要政府发挥“为协会减负”的作用。政府与公益性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对我国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建构与选择:新生代农民工的话语权

2010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凸显了农民工问题的新特征以及探讨和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的迫切性.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权明显处于弱势.新生代农民工话语权建构与选择,是他们融入城市的基础,各级部门应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在政府层面解决话语权“支撑点”问题;在社会层面解决话语权“外环境”问题;在主体层面解决“源动力”问题;在社区层面解决话语权“落脚点”问题,用制度与机制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话语权实现.     

为了"美好生活"的治理:基于社会政策视角的工作-生活平衡研究

公共治理应及时回应新时代公众的福利需求。在工作-生活冲突日益成为影响现代劳动者福利和幸福感的新社会风险的背景下,促进工作-生活平衡是实现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广东某市城市劳动者的问卷调查与访谈数据,运用多因素定序logit模型分析了工作-生活平衡状态与劳动者的年龄、性别、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层级、组织制度安排以及家庭分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工作-生活平衡状况有较为显著的性别差异,而用人单位的支持性政策对于帮助员工协调工作-生活关系有较大帮助。基于治理理念审视工作-生活冲突:一方面应重视非物质性福利及其供给;另一方面应推动政府公共部门合理而适度地介入劳动者的工作-生活关系,通过制度供给、政策激励以及外部约束等手段,促进一个由政府、组织、社会以及家庭构成的协作体系,为"美好生活"提供一种制度保障。     

残疾人托养的现状分析及完善路径选择——基于广州市的实证分析

残疾人托养是残疾人保障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改善残疾人生活、提升社会福祉的有效手段。目前,受内外因素的影响,广州市残疾人托养存在一系列问题,制约着残疾人托养整体水平的提升,已经成为残疾人事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文章运用文献研究法、实证调查法等方法,对广州市残疾人托养的基本现状进行整体性描述,分析残疾人托养事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结合广州市具体市情,提出进一步提升广州市残疾人托养服务能力、促进广州市残疾人托养事业发展的路径。     

服务型工会公共平台建设研究

服务型工会平台建设是实现工会组织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方式,其在理论上与公共服务供给理 论有契合之处,也是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因此,在“互联网 +”背景下建设服务型工会公共平台具 有重要意义。在实践中,服务型工会平台建设存在职工认可度不高,工会工作处于信息孤岛状态,缺乏长效机 制和专业性,存在信息隐患等问题。为此,在建设中必须突出党的领导,强化互联网思维,打造统一的工会“互 联网 +”普惠服务体系,加快建设会员实名制数据库。     

周边需求的视角:古代东亚体系中的区域公共产品

以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天下"观念为基础的朝贡体制构成了一种存在于古代东亚体系中的区域性公共产品。文章通过区域间比较的视角和方法,分析了古代中国和周边国家或行为体对区域安全和贸易公共产品的供给与需求问题。从供给的角度,文章发现,古代东亚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者不仅包括古代中国,同时周边行为体也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之中。从需求的角度,文章指出,作为朝贡体系下的四个次区域——中枢区域、小中华区域、游牧区域和曼陀罗区域——对经济贸易和政治安全两个领域的区域公共产品表现出了差异性的需求。进而,笔者指出,周边区域行为体对政治安全公共产品的认知与需求受到文化认同与战略信任两个因素的影响;而周边区域行为体对经贸领域公共产品的需求则更多受到域外成员竞争性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深刻影响。文章最后阐述周边视角下前现代东亚体系区域公共产品的历史启示与当代意义。     

国际组织对公共养老保险改革的影响

本文采用文献法和历史分析法,研究了国际组织在不同阶段对各国公共养老保险改革施加影响的途径和方式,尤其是国际组织在我国养老保险"统账结合"制度的建立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针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     

平台型治理:内涵、缘由及价值析论北大核心

平台型治理是公共部门在治权开放共享的基础上利用多边(双边)平台的空间、资源与规则,联接相关利益群体以促进他们之间互动合作、相互满足并创造公共价值的治理模式。平台型治理为公共事务共治提供了操作框架,为公共服务的多元化供给与开放式创新提供了空间、渠道、工具和机制。平台型治理模式是平台时代、合作治理时代、全球化3.0时代、信息时代、创新2.0与政府2.0时代的产物,也是走出治理困境、推动治理现代化的需要。重视和加强平台型治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问责型治理及其生长空间

问责型治理生成的根源包括三个方面:治理的内在属性、中国的现实国情和世界的发展经验。根据参与治理的主体,问责型治理可以划分为三种基本的类型: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问责型治理,社会力量主导—政府参与的问责型治理,政府—社会力量协同参与的问责型治理。问责型治理的生长空间由问责型治理生长的动力与阻力之间的对比决定。当前,中国问责型治理成长的动力包括党纪党规制裁更严、体制机制配套渐好,民众维权意识日增;问责型治理的阻力包括对权力的制约仍然乏力,对责任的担当仍然不够,对治理的践行仍然模糊。为了推进问责型治理的成长,应该从进一步培养问责型治理成长的动力和遏制问责型治理的阻力来着手,具体来说,采取三个方面的措施:培育问责的文化氛围、加大问责的执行力度、完善问责的配套机制。     

城市空间动力视角下环保NGO的公共危机协同治理

在全社会呼吁生态文明建设和多元治理的今天,政府、民众和非政府组织等社会主体不仅急需对自身角色进行清晰定位,更要实现符合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多元共治。在环保非政府组织(以下简称环保NGO)作为中国成立最早、最活跃,也是最有影响的NGO类型,甚至一度在生存环境、组织能力较不成熟的情况下,超长发挥对生态环境正向保护、支持、引导的作用,树立良好形象。而公共危机作为风险社会中最为紧张、各社会利益主体最易达成"公共理性"的境况,在强调时间、空间、社会共同逻辑作用的城市空间动力视角下,分析NGO与其他各主体间的互动行为,对政府、NGO等发展均有着良好的助力、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