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代表人制度“法定性”的弱化——法律与社会良性互动视角的分析

对法定代表人法定性的起源、生成与演变作了一个鸟瞰式的回顾,揭示了该制度法定性不断弱化的发展趋势。运用弗里德曼法律变化四分类学说来分析,法定代表人制度是法律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结果,其法定性弱化的动因既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法律内因变化,也不能完全由社会外因所引致。为继续完善该制度,法律应回归代表人机制的本源,确保法律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尊重商业惯例的内在品性并且遵循该品性来修正法定代表人制度。     

主动入笼:权力的自我制约与完善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如同硬币的正反面。权力也内含两面性,一方面,权力具有扩张性,趋向于膨胀;另一方面,权力具有自制性,趋向于善治。在人们传统的视野中,规范公权力主要通过外部的制度来实现,比如借助于立法控制、司法控制     

司法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正三中全会决定关于实行"两区分离"的改革规划,主要是针对我国当前司法体制不够科学以及由此产生的弊端而提出的。我们现在的法院、检察院是按照行政区划设立的,一个县一个市设立一个法院,法院的人财物都由当地党委和政府领导和管理。在这种体制下,法院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独立"行使     

法治社会,从何“治”起

正法治社会建设不仅有着独立的诉求和丰富的内容,还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有效深度推进的基石;不仅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固本之举,而且是法治中国一体建设的重中之重。当前,在我国的法治社会建设中,还存在一些纠结,公民权利意识觉醒与维权理性不足的矛盾,即是其中之一。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是公权力机关退位、归位和理性再定位的过程。应当承认,我国目前的市场机制尚不健全,社会组织还不规范,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     

从法官腐败看司法制度建设

"权力产生腐败,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已成为不争的真理,可见腐败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它是从公权力产生之日起就相伴而生的,所以腐败本身并不可怕。但法官腐败又与其他腐败不同,司法一直以来被视为保障公民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司法的公正与独立是公民对一个政府的信任底线。本文从解析司法腐败的成因入手,有针对性地探究根治司法腐败的有效路径,同时对中国司法制度建议发表了相关见解。     

浅论民事再审启动权

在意思自治的审判模式中,当事人平等地享有诉权,争议的任何一方都可以就自己与对方当事人的民事纠纷如何处理提出自己的主张,并有权将其具体主张提请法院进行审判,这就是当事人诉权的行使。因为诉权行使的审级不同、诉权行使的当事人不同,诉权相应地表现为不同的形态,分别为起诉权、反诉权、上诉权和申请再审权,其中,当事人的起诉权是诉权最重要、最典型的表现形态。从诉与审判的关系角度来看,无诉即无审判,“当事人诉权的行使其意义不仅是引起法院的审判,还在于它对审判有着彼此制约的关系,这种制约不限于诉讼中的某一点,事实上它存在于审判的全过程”。①再审程序虽然不是民事案件的必然程序,但它与一审、二审程序一样,都是法定的诉讼程序,虽然各自所处的完全一致的。因此,从审判权的行使须以当事人行使诉权为前提这个角度来看,再审程序启动权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依法享有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其在本质上与起诉权、上诉权并无二致。纠纷发生后,利割关系人不诉至法院请求国家公权力介入解决纠纷,则法院不主动依职权启动一审程序;一审裁判作出后,当事人不依法上诉的,二审程序也就无从系属;同理,在裁判生效之后,若是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依法申请再审,则其享有的再审启动权应视为被其放弃,此时其他主体无权启动再审程序（除非案件涉及公共利益）。     

行政许可立法势在必行

行政许可作为国家管理社会经济事务的一种有效公权力手段 ,对加强行政管理 ,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 ,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现行的行政许可制度明显地存在着一系列问题。行政许可制度的设定和适用范围泛滥。近年来 ,行政许可制度发展很快 ,实行许可制度的范围逐年扩展 ,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经济领域已经初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许可管理体系。据统计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有近百部法律、四百多部行政法规涉及行政许可 ,有大量的地方性法规设定了…     

人大监督助推公平正义

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从古至今,公平正义就是人民所求、民心所向。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了国家监察委、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4个部门的相关报告。从司法、执法到检察、监察,定期听取报告,监督与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感最密切相关的国家公权力机关,体现的是全国人大依法履职、以人大监督助推公平正义的初心与担当。     

谈律师“与政府站在对立面”

依法治权是现代法治的基本问题。依法治权，既需要国家公权力之间的分立与制衡，也离不开公民权利对国家公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公民权利监督制约国家权力的基本制度有二：一是作为公众“耳目”与“喉舌”的媒体；二是作为公民权利与社会理性不同声音代言人的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