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标挟持行为的司法控制

在席卷全球的财产非物质化浪潮中,在先注册商标权人为追求不正当利益,通过恶意抢注商标并提出超高额索赔要求,要挟善意在后使用者。对这类商标挟持"寄生虫",由于主要是通过诉讼的方式获益,采取司法控制更加有效。在司法实践中,针对商标挟持的发案规律和特点,要注重审查"真实商标使用意图",注意甄别注册商标权人的诉讼请求,慎重使用停止侵害措施、合理计算侵权赔偿数额、灵活适用财产添附规则,充分发挥诉讼手段的积极作用,以提高预防和消除商标挟持行为的司法效率。     

韩国滥用交易地位行为规制研究

韩国《公平交易法》自1981年制定以来,至今已施行了35年.相比于其他类型的交易行为,滥用交易地位的行为占据了不正当交易行为中的绝大部分比重,并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对滥用交易地位行为的规定仍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根源于特定的社会构造,即上下游企业之间在特定交易中形成的相对优势地位.为了缓解这种构造带来的问题,需要建立健全公正的法律制度.     

织好防止权力滥用的“笼子”

正我们党内有很多好的制度,这些好制度取得的成效之所以不能令人十分满意,就是因为监督与制约机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为此,至少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健全党内监督互动机制,防止监督主体虚化。党代会对纪检委监督活动的再监督有弱化的趋势。虽然纪检委自检自纠的力度也在增大,但仍然需要构建长治久安的互动机制来保证监督不走过场。是否可以通过制定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法等法规,完善党内监督互动机制,进而保证监督功能充分而有效地实施。     

规范公权行使呵护公民权益——《行政强制法》透视

6月30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行政强制法》，该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作为一部给行政机关“立规矩”的法律，《行政强制法》经过了不平凡的立法之路，历时12年审议了5次，跨越三届人大常委会，因此法律公布实施之后的效果尤其值得期待。     

论弱势群体暴力维权——以公权与私权的冲突为视角

弱势群体由于在权力和权利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当他们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尤其是来自公权力的侵害时,由于权利救济途径的不足和失效、权利表达渠道不畅等原因,他们中一部分人选择通过暴力的方式来维权。这种维权方式造成了干群矛盾加剧,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损害了法律权威。因此必须对公权力和私权利进行制约,并且加强化解公权与私权矛盾的制度建设。     

论软件搭售救济模式的发展——从隐藏、删除到选择屏

占有市场支配地位的软件企业通过软件搭售的方式，将其支配地位延伸至邻近软件市场，在很多国家都是违反反垄断法的。对软件搭售的救济，美国要求微软隐藏搭售软件的图标；欧盟要求微软提供删除多媒体播放器源代码的视窗版本，但仍允许可提供捆绑播放器的视窗版本；韩国采取了类似于欧盟却又有自身特点的救济方式；为解决微软在视窗操作系统搭售IE浏览器的问题，欧盟2009年迫使微软承诺在视窗操作系统中设置选择屏，以便用户自由选择浏览器。欧盟2009年的这种救济是迄今为止解决软件搭售问题最为彻底的救济手段。     

不服印度CCI反垄断处罚,涉事14家车企提出上诉

因不服印度竞争委员会CCI于今年8月底开出的反垄断罚单,14家涉事车企已结成统一战线,已经或计划对CCI的上述裁决提出上诉。据了解,印度当局的此次反垄断起源于2011年1月,有顾客向CCI投诉称,本田、大众和菲亚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对汽车零部件的流通进行限制,只允许自身经销店提供原装零部件和技术手册,同时还要求各自的零部件供应商进行配合，从而牟取高额利润。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公权异化”概念的辩证解析

"公权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特有现象,对其进行辩证唯物哲学层面的研究,具有极大的认识论意义。而要深入研究"公权异化"问题,首要的是对"公权异化"概念进行正确的理解。在进行大量的文献研究后,试求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对"公权异化"的概念做出辩证解析。     

对协议禁止在专利池之外单独许可专利是否构成专利权滥用的思考——ITC飞利浦光盘案评析

飞利浦光盘案一波三折，从2003年ITC认定飞利浦捆绑6个非必要专利的一揽子许可构成专利滥用，到2009年CAFC专案庭要求ITC查明飞利浦和索尼是否协议禁止在池外单独许可Ladagec专利，再到2010年8月CAFC的全体法官庭审判决飞利浦和索尼的协议不构成专利滥用，经历了近十年的时间。通过回顾该案的历程、争议和裁判，可以看出美国专利保护力度的加强以及专利滥用原则的进一步萎缩，这对分析我国专利法与反垄断法在规制专利许可行为上的关系不无裨益。     

合成毒品滥用引发的公共安全问题研究

合成毒品是指不依赖于天然植物,经由化学合成方法制成的毒品,其滥用刺激效果显著、制造方法简便快捷并且潜在种数异常庞大。吸食合成毒品肇事肇祸的情况日趋严重,由此引发的公共安全问题日渐凸显。究其原因,现代社会中凸现出来的各类社会风险使得公共安全处于不稳定状态,而合成毒品滥用的风险扩大效应使得公共安全隐患转变为公共安全危机,并且以初级风险、扩大风险、核心风险和高级风险四个级别的形式表现出来。治理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遏制合成毒品滥用向公共安全领域蔓延的势头,促使公共安全状态由不可控向可控发生转变。遏制对策具体包括风险预警、复合治理和刑罚惩治三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