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乡村公民直接参与行政的三种形式

二十世纪中后期,行政与公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科学关注的主导性论题,公民参与慢慢从传统政治参与向公民直接参与行政转变。近三十年来,随着世界范围内的公民参与运动不断走强,我国城乡出现了许多不同形式公民直接参与行政的实践活动。在乡村,目前公民直接参与行政主要有三种形式:乡镇长选举方式的改革、村民自治和非制度参与,每种形式都有其优缺点,政府应加以适当引导。     

“河北第一贪”反腐剑下落马

2004年9月10日，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原河北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副厅长李友灿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此之前，经河北省委和省人民政府批准，李友灿已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经调查，李友灿的个人受贿数额高达4700多万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北省个人受贿数额最大的一起受贿案，也是国内目前被判处死刑中受贿数额最大的一起案件，李友灿也因此被称为“河北第一贪”，甚至“国内第一贪”。     

谈谦逊——从中国文化说起

谦逊乃谦虚而恭谨也。具有谦逊的美德，对于成功的人士至关重要，律师更是如此。孔子云：“刚、木、毅、讷近仁也”，坚定谓之“刚”，质朴谓之“木”，果断谓之“毅”，而“讷”则讷讷寡言，不张扬，为人谦逊。那么，什么叫真正的谦逊，谦逊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做到谦逊？就这些问题谈一下个人看法。     

谁来为弱势群体游说

2005年7月14日《南方周末》何斗先生《期待中国“立法文化”新变》一文,对近年立法公开化、民主化所带来的一些利益群体积极主动地影响立法决策的现象寄予了很高的期待:“各个利益群体对立法的积极游说和诉求的充分表达,自会有利于形成平衡和兼顾各方利益的良法。”此说,想来不会有人反对。立法、决策的公开化、民主化以及利益群体的积极游说是一种进步,应该不断加以推进。不过在赞赏和期许的同时,需要进一步关注的是,在公民社会发育不充分、社会表达和反应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靠“各个利益群体对立法的积极游说和诉求的充分表达”,是否真的…     

试论“八荣八耻”对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丰富和发展

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丰富和发展了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使其成为新世纪新阶段新的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内容更丰富,旗帜更鲜明,语言更犀利,更具有针对性和警示作用。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新解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立党为公”的“公”，除公共目标之“公”外，必须包括程序性之“公”，而“执政为民”的“民”，在现时代更多地应该是“公民”。     

中国人权面面观（上）：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度越来越高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尊重和保障人民人权方面的成就举世公认,有目共睹。为此,我们采撷了一组文章,从不同侧面分两次对中国人权状况作一扫描。     

村庄理性与合作精神——以浙江W村为例

经济发达地区的富村表明,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正在推动以文化为基础的传统理性向以利益为基础的现代理性转变,并出现理性与非理性、个人理性和公共理性的二元悖论。个人理性主要表现为“自我”的利益行为选择;公共理性主要表现为“集体”的公共利益行为选择。在这样的选择中村庄人际关系理性化和利益计算构成了农村社会关系的基础,由此使得个人理性不断强化和公共理性不断衰弱的态势日益突出,并伴随着非理性冲动的行为方式,从而影响村庄合作精神的提升和村庄平稳发展。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需加强制度和道德规范建设,促进公共理性的成长,全面提升村庄的合作能力,以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应以“公民参与”取代刑事诉讼法中的“依靠群众”原则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依靠群众”原则是政治话语在法律上的体现,表明我国法律尚缺乏应有的自治性。它也无法在具体的诉讼实践中操作应用,又不可避免地流于空洞化。建议以“公民参与”来代替“依靠群众”原则。     

我的人缘总是不好

编辑：您好!我是一名在外打工的农村青年，人缘一直不好。我想主要是自己造成的，为此我特意找来几本交际方面的书，里面说要找自己的缺点，我发现自己有时候的确显得清高、傲慢。以前我不太注重这方面．直到今天我才发现朋友很少．更没有知心朋友。也许是我这个人太满不在乎了，总是无意中伤害别人：我也不会伪装自己，别人都说对某个人的厌恶不要表露出来，而我的表情却宣告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