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参与中的风险沟通研究:一个失败案例的教训

风险社会每一项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相关的公共政策与建设项目都离不开大规模的科技应用,但公众对科技潜藏"副作用"有着不断加深的认识,这些认识为大规模"邻避运动"提供了丰富的恐惧与焦虑情绪土壤。化解公众疑虑情绪是避免"邻避运动"危及社会稳定的前提,这一事实提供了一条通过强化风险沟通、改善公众参与进而提高公共政策安全性的可能路径。广东茂名PX事件为如何有效进行风险沟通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教训。     

公民参与反恐的领域、困境与进路

因应恐怖主义的新特点,公民参与反恐是中国新治理观下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国家安全治理的具体体现。公民参与反恐强调的是公民以个体身份参与,是韦伯所指的社会行动。公民主要在收集信息、社会面巡防、宣传教育、恢复重建、社区矫正与帮教等方面实现参与义务,是对国家专门反恐力量的协助。公民因参与意愿、能力不足限制了参与的供给,公民参与的自组织逻辑与专门力量的科层制逻辑存在矛盾,支持性的国家——社会关系尚未形成,这一系列的问题使公民在参与实践中遭遇困境。因而,需要以有效的动员机制提升公民的参与意愿,增加国家制度供给支持公民参与反恐,并积极促进国家专门力量同参与反恐的公民力量达成协作关系。     

保障公民环境参与权的困境及进路

在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伴随着政府管制型这一环境治理模式出现了环境治理困境,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构建新的环境治理体系。在新的环境治理体系中,特别强调要吸纳公民的环境参与。然而在公民的环境参与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阻碍公民环境参与权实现的难题,如何破解这些难题,值得深入思考。     

公民表达权视角下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治理

以法治方式治理国内日益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从群体性事件作为民众以非规范化方式公开表达诉求的面向观之,其法律治理需要兼顾保障公民表达权利与规范无序行为两个维度。民众以集体联合的"群体性行动"方式进行公开表达有其特定的正面功能,然却极易造成社会失序。因此,应充分发挥我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对保障公民表达权和规范公民集体行动的作用,适度放开公民表达权利行使的许可限制,将公民的集体诉求表达纳入规范和可控的法治轨道。     

政治学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党员政治人格的培育和优化

当今时代,任何一个国家政党尤其是执政党都把党员政治人格的培育和优化作为政党建设和国家建设的重要课题。对社会主义中国来说,实现党员政治人格的优化、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都是人民和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党员政治人格的培育和优化必须从公民性基础、党性原则和制度培塑三个维度来思考。     

中国的海外公民保护——战略实施、制约因素及策略应对

海外公民保护的重要意义已被普遍认知。长期以来,中国始终致力于保护海外公民,其理念、机制和实践日渐成熟。中国目前的海外公民保护可以从四个维度来进行考察,即中国外交的原则性和灵活性、非国家行为体介入、内在运行机制和外在实践形式的互补、磋商对话战略选项。改革开放以来近四十年,中国海外公民的保护历程,大致可分为适应、推进和转型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特点分别是被动、主动场域的转换,常态、动态秩序的生成,高级、低级政治领域的互动。在应对国内、国际诸多挑战的过程中,中国的海外公民保护总体呈现螺旋式上升的态势,实现了战略目标与实践推进之间的统一。此外,中国海外公民保护在战略、供需、实践三个层面面临挑战,这是考验中国海外公民保护能力和水平的新课题。相应地,中国应当更加自觉地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理性面对海外公民安全形势,更加充分地发挥政府的主体作用,积极引导相关行为体的介入,更加深入地利用现有各类资源,努力提升海外公民保护的水平,从而更有效地推进中国海外公民保护工作。     

弘扬传统美德与公民教育相契合之媒介责任——探究湖南卫视《平民英雄》栏目

弘扬传统美德与公民教育相契合是媒介应当履行的社会责任,湖南卫视于2012年岁首重磅推出的公民道德类栏目——《平民英雄》,通过营造拟态环境,以贴近百姓生活的方式,宣介平民英雄,弘扬传统美德,宣扬社会公德,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好评,更得到中宣部、新闻局、国家广电总局的肯定。     

论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的教会历史观念

《上帝之城》第十五和十六卷围绕"复活之子"的观念,论述了"希望求告上帝的名"与教会论之间的关系,阐释了教会作为地上之城的羁旅的含义。本文指出奥古斯丁历史哲学视野下教会的福音性本质,即教会是流动着的爱的会幕。奥古斯丁又把这种福音性的爱进一步表达为公民的责任,告诫教会不仅要警惕他自身与世俗的权柄之间的关系,而且要警惕以在天的权柄即在上帝之名下拥有权柄介入世俗共同体的界限。奥古斯丁以他对教会的福音性理解诠释了"为我们的上帝"的历史性。     

私有财产权概念的公法考察

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私有财产权"确立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这引发了"私有财产权"概念的学科分野,从表明财富到表明身份的发展,财产权具有了公法和私法的不同视角。厘定一个概念能够强化学科内制度价值体系的抽象,宪法学视角的"私有财产权"淡化了私有财产权的财富意义,强化了私有财产权的权利抽象。宪法视角的"私有财产权"概念的抽象要反应私有财产权制度的成长历史和现有的制度内涵,并需要基于法律体系层面的全面思考。基于私法和公法视角中的财产权功能的比较,和现有宪法规范的表述,宪法学学科内的私有财产权应该被抽象为具有公法制度表达技术且反应公法权利特征的"公民私有财产权"。     

公民投票与民主参与研究——以“多数的暴政”为考察中心

无论是政治思考还是政治实践,人们对公民投票都存有某种程度的迷思,但公民投票也有着潜在的多数暴政的危险。从亚里士多德在政体分类中拣选出民主政体的第五变种,认为这种以多数意志为依归的变态政体会压迫居于少数地位的高尚公民,到联邦党人殚精竭虑地设计出双重的政府结构以帮助消除党争对于美国的危害,再到"多数的暴政"这一说法不足以承载托克维尔对于未来人类状况的担忧,都可以作为怀疑和不信任公民投票的理据。在现代民主政府已经普遍在国家权力中嵌入人民的权力的情形下,公民投票的基本用意,亦即让更多公民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决定中来,不应遭到太多的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