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障

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已被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现行宪法的第四次修改完成法定程序。在宪法修正案中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意味着,“公民的私有财产”——我们一直讳莫如深的字眼已载入我国现行宪法,这不仅是我国制宪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对我国法治建设进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都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一、公民私有财产权宪法保障的历史发展一般认为,传统意义上的“财产权”是以所有权为核心的,为此,近代宪法中的财产权概念,基本上指的就是财产所有权。然而,随着经济权利的发展,财产权已经…     

谈电子商务中消费者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电子商务以互联网为交易平台,而互联网对现行的隐私保护制度的根本影响则主要体现于它使个人隐私的经济价值得到极大的提升,从而使得现代社会对包括个人隐私在内的信息的需求与个人需要保护隐私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以至于对现行消费者隐私权益的法律保护带来严重冲击。文章在对电子商务背景下消费者隐私权益保护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适当借鉴国外立法经验,以期对将来相关立法有所裨益。     

台湾的非营利组织与公民社会建构

非营利组织是公民社会的基础,其参与治理公共事物已成为全球潮流。台湾的社会力从威权时期长期被严厉压制下的状态下奔流而出,成为政治转型的重要推力。随着政治与社会的发展,社会运动型的社团向着比较常态的、正式的非营利组织回归。台湾的非营利组织也获得很大发展,并已参与治理台湾的公共事物,“社区总体营造”和“9.21大地震”的救灾及灾后重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官方主导和民间自发两种不同的方式与路径。     

公民社会与深圳共青团

本文介绍了公民社会的兴起给深圳共青团带来的影响,包括公民社会的发展对共青团传统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削弱及其原因;分析了公民社会给包括共青团组织在内的非政府组织带来的新发展机遇;论述了公民社会背景下深圳共青团面临的双重选择。文章指出,当前深圳共青团要注意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与党政的关系、与企业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文章最后提出深圳共青团要被社会所承认,在社会上有地位,就要始终树立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率先探寻公民社会背景下的工作经验和模式,努力加强机制建设。     

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及其价值基础

在现代社会,隐私权已经或正在成为许多国家法律明确确认和保护的权利,但我国法律迄今没有明定其为具体的权利。隐私权应否成为一项具体人格权,对它的保护有无价值,在民法典编纂之际确有探讨之必要。     

就业歧视初探

一、平等就业权和就业歧视就业歧视是对平等就业权的侵害 ,所谓平等就业权是指具有劳动能力 ,达到法定年龄的劳动者能够在劳动力市场上选择用人单位从而平等地获得参加社会劳动的机会 ,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年龄、肤色、国籍、个人身体素质等不同而遭受歧视的权利。平等就业权是劳动权的直接体现 ,也是实现劳动权的前提 ,是劳动者最为重要、最为基本的生存权利 ,是一切民主国家政治权利的基础。我国宪法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这一有别于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劳动法…     

坚持和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当代重要的政治现象 ,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标志。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日益活跃并且呈扩大化发展趋势 ,但从总体上看 ,公民参与政治的有序化程度不高。因此 ,强调规范公民的政治参与 ,使之纳入健康、有序的发展轨道具有重要意义。     

治理视角下我国政府改革的新思维

对于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探讨,经历了从政府统治到治理与善治的转变,这一转变反映了对于公权的限制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同时也为政府改革提供了有益的思路,这就是:以治理与善治思想为指导,以公民社会的成长为依托,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为前提,转变政府职能和行为方式,让市场、国家(政府)和公民社会三者在各自的作用范围内发挥作用。     

论隐私权的边界--以公共信息为标准

隐私权是一种重要的具体人格权，体现了社会对人在作为独立个体角色时的尊重。但是人不可能总游离于社会角色以外，自然人的隐私和隐私权也有边界。隐私的边界不是自然人的公众人物的社会角色，而是信息的公共性或公益性。以公共利益等原则确定的公共信息来划定隐私权的边界，才能实现独立个体与群体社会的和谐统一。     

广州公民政治参与状况调查

公民政治参与是衡量政治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调查显示当前广州公民政治参与呈现引人关注的若干基本特点 :党和政府的基层组织、职能部门以及领导人是党群、政群沟通的第一线力量 ;报纸、电视等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主流渠道 ,互联网在参与中的作用加强 ;国有和三资企业中的中高级管理人员、个体经营者成为政治生活的一支重要力量 ;选举机制的不完善和沟通渠道的不畅通阻碍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 ;多数公民倾向于以正式途径和理智行动解决纠纷 ,但对激烈手段的认同率有所上升 ;必须重视由利益受损、失业压力及腐败问题造成的群众性事件